我的铁路缘

我从小就和铁路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父亲原是铁二局的一名铁路职工。1966年8月的一天，正当我父亲在成昆铁路大干之时，我出生在成渝铁路线上的一个小镇上。小时候，我经常去附近火车站旁的桉树林里拾柴禾，每每看到飞驰而来的火车，就想起远方工作的父亲，因为每次他都是乘火车回来，并带回一些好吃的。有时我甚至幻想，要是自己是一名火车司机就好了，这样就可以经常开火车去接父亲了。

十岁那年，我的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仨跟随父亲来到了枝柳铁路的湖南永顺县，父亲已经是一名党办秘书。母亲也和其他随军家属一起，带着我们去开荒种菜，好不快乐，既解决了生活困难，也教会我们学到了不少农业知识。有时，母亲也会去做些临时工补贴家用，比如锤道砟，在未成型的铁路线旁将爆破的坚石锤成拳头大小的道砟，这叫就地取材。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正是贪玩之时，母亲就叫我们专门去搬运石头，我们也乐意去干，尽管很累但很开心。现在想来，我们当初也算是为祖国铁路建设出过力的童工了。

二十岁那年，我已经参加工作并成为了一名铁路电气化接触网工人。转线来到鹰厦铁路的福建永安市，从事鹰厦线电气化改造施工。那时的电气化施工很艰苦，上班要坐一两个小时的卡车到很偏僻的铁路线上自己挖坑立杆打基础，下班回来的业余生活只有打牌跳舞看录像，虽然很辛苦，但很充实。在电气化这个大熔炉里锻炼成长，我无怨无悔。锻炼两年后，由于自己的勤奋工作和写作才能，我很荣幸地被上级领导看中，直接从工班调到公司党委宣传科，成为一名宣传干部，一干就是八年。

三十岁那年，由于国家开展住房制度改革，公司领导将我从宣传科调出，出任公司房改办公室主任，负责全公司的住房制度改革具体事宜。这是自己走上管理岗位，开始管人理事的开始，太具有挑战性了。过去都是别人管我，我不担责任落得清闲自在，如今却要管别人，自己还要以身作则，好不习惯。在领导和同事们的耐心帮助下，我渐渐地战胜了胆小怕事的自我，开始按照上级要求大刀阔斧地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并在全局率先完成房改，受到中铁电气化局领导的好评。

四十岁那年，我响应号召，从公司机关调到前方项目部，又从项目部调到作业队担任党支部书记，成为作业队的政治工作者。2006年夏，胶济铁路电气化改造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由于工程造价太低，我们队管段内有三帮挖坑立杆的民工队毁约不干了，导致数十个锚段无法架线。而开通日期仅剩三个月了。项目部领导心急如焚，发动职工想办法突击，可是谁来担纲组织指挥呢？为了按期开通，我放下支部工作，自告奋勇到潍坊的劳动力市场雇来数十名当地民工，经过短期培训，就组织他们到原来民工队不愿干的地带“啃骨头”去了。潍坊的夏季，烈日炎炎，稍动下都出汗，所以挖坑立杆确实是对人的体力和意志的考验。身先士卒是必须的！我一边在现场盯岗，与新来民工套近乎，拉家常、讲要领、做示范，一边盘算着施工进度、费用开销。两个月下来，民工来来去去换了20多名，最终还是把三段“硬骨头”啃下来了，为大部队架线调线施工赢得了宝贵时间。而我也因此瘦了七斤，脸被晒得跟非洲人似的。这让前来检查指导工作的公司党委书记张秦洛好生感动，当年我被中铁电气化局党委授予“优秀党支部书记”荣誉称号。

五十岁那年，我奉命调到京沪高铁维管公司蚌埠维管段任段党委书记。京沪高铁是我国一次建成里程最长、投资最大、标准最高的高速电气化铁路。高铁维管史无前例。刚接管维管那几年，主要是围绕高铁施工留下的缺陷开展克缺整治工作，确保行车安全，高铁维管的模式尚在探索中。2015年，我们蚌埠维管段在经历了前几年的高铁维管后，开始探究探讨如何进行高铁维护管理的新模式，用大半年时间，集全段员工智慧，编撰完成了“三书、两册、一方案”，三书就是《安全管理文件汇编》、《生产管理文件汇编》、《综合管理文件汇编》，两册就是《行政工作管理手册》、《党群工作管理手册》，一方案就是《标准化工区建设实施方案》。这上千页的六本书的编辑审定，耗费了我大量时间，但我毫无怨言，因为我知道这是在为后人积累管理经验，在为高铁维管“走出国门”打基础，再累也是值得的。

六十岁那年，虽然还未到来，但我可以展望一下，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高铁从设计施工到维护管理等一整套技术已经全面走出国门，并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我们这一代高铁维管人可以放心地退休回家颐养天年了。

（古灿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