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造天才

人生令我迷惘。我不喜欢我自己的人生，我也不喜欢别人的人生。我总觉得我自己的人生不应当这个样子，也认为别人的人生不应当这个样子。至于人生该是什么样子，我也说不好。也许人生原本没有什么样子，好的坏的只是我们个人的理解。很可能你眼中的那个好样子，其实一点也不好，反倒是那个坏样子才好。人实际是个很肤浅的动物。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总是“孩子自己的好，老婆人家的好”。

对这个人的世界，我不再迷惘了，严格地讲，我不想再迷惘下去了。改变世界的狂热，即便全是错，也不是我个人的错。是那个时代，那个革命的时代裹挟着我这个微小的生命，我也成了革命的动物。我的不幸就在于，我并没有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实际上，我也实施不了。

不再迷惘，并非我什么都懂了，都明白了。相反，我的生命一天比一天老，可我对这个世界，对我自己的人生反而有了更多的不解。坦率地讲，我实在不看好这个人的世界。我也不认为，人能把这个世界改造好。因为，在我看来，这个世界并不需要改造，至少不需要人来改造。人的改造说起来真是动听，可在神的眼里，人的改造，百分百是破坏。

我说，我们这代人是可悲的一代，不幸的一代。可悲我已经说了，我还没有说不幸。我们的不幸在哪里呢？我们有着怎样的不幸呢？我想起爱伦堡说过的一句话——“大自然或‘天运’在一个时代投放一批天才，而在另一个时代则规避绕行过去。”

难道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大自然或‘天运’不眷顾我们，没有投放一批天才？”我对此感到不幸？

如果你这么理解，我也不认为有错。我想知道，为什么大自然或“天运”要在我们这个时代“规避绕行过去”？

没有了天才，我们都成了一帮蠢货。这蠢是缘于我们年幼时的狂热，还是狂热之后紧接而至的物质文明的亲昵？

陈丹青说：“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

陈先生说他最喜欢鲁迅的脸：“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他拍照片也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怎么样！我就是这样１

从鲁迅这张脸，陈先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地位与声名。”

我从不以貌取人，甚至对以貌取人的这种做派十分反感。中国人爱说这样一句老话：“人不可貌相，水不可斗量。”但是，你别说，鲁迅那个时代，真是出尽了人才。仿佛中国人一直被上帝压着，存在地狱里，或某个地方，某天上帝开心了，一下子释放出那么多天才，而且，不只脑袋瓜子天才，还配有绝佳的、上等的身材与脸蛋——男的堪称美男子，女的就像今天的人爱说的，全是美女。

那是个奇妙的时代，令人神往的时代，更是大自然或“天运”垂青的时代。那个时代，岂止只有鲁迅那张脸，那个模样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地位与声名？那么多的天才全配他们的文学，他们的脾气，他们的地位与声名。文学艺术界如此，革命阵营里的人也如此。

也许是大自然或“天运”把天才一家伙都投出去了，以至于到了后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年间，社会上大师满天飞，天才一抓一把，可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大师，也没有一个天才，他们的那张脸，他们的模样能跟他们的文学，跟他们的脾气，跟他们的地位与声名相匹配。

这多少有些令人悲哀。而我不再迷惘，不是我了解了这个神的世界，而是我看清了这个人的世界。

我感到不幸，且自称不幸的一代，其实我不能代表所有的人。所谓不幸的一代，不过是我自己罢了。我的不幸就在于，我生活在大自然或“天运”不投放天才的时代。难怪，我写不出惊世之作；难怪，我长得如此对不起大家。

我承认大自然或“天运”的存在，但我也清楚，天才的出现，与他们的时代有关。中国人说，时势造英雄，我说，时势造天才。

忽然明白了：我们之所以成不了天才，就在于那个该死的狂热与梦想——我们以为能改变世界，结果却连我们自己的命运都不曾改变。我不再迷惘了，因为我认识到，自己原本是个多么平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