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梦想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三字经》）

《三字经》告诉我们，人生之初，禀性都是善良的，天性也相差不多，只是由于后天所处的环境不同和所受教育不同，彼此的习性才千差万别。

如果从小不好好教育，善良的本性也会变坏。为了让人不变坏，唯一的办法，就是专心致志地去教育孩子。

《三字经》这想法，道理是相当地不错。中国人大多受的是这样的一种教育，也大都是这么去做的。但是，做得怎么样呢？中国人是否在长大成人后依然“性本善”呢？

今天的中国孩子还读《三字经》吗？听说早就不读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接受的是一种完全新式的教育——完全革命化的教育。这种革命化的教育，培养的不是人的本性——即“性本善”这一本性，而是将人培养成革命的人。

何为革命的人？简言之，就是有革命思想的人。而革命的思想，无疑是避不开血腥与残暴的。所以，当“文革”甫一登场，中国的青年们便用所学的知识，所接受的思想，投身到这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中去了。尽管这是一场名曰文化的革命，可大凡革命，必然要流血，要死人。接受过革命教育的一代青年，对革命中的流血与死人，不再是惊恐万状，而是欣喜若狂了。

“文革”那代人，并非毁在“文革”自身，而是毁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文革”给那代人投身革命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文革”结束，身为革命者的他们，自然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接下来的中国新征程中，他们力不从心，甚至找不着北，受苦受难，实所难免，实在容不得别人的同情。

接下来的一代人，大抵可以不再接受革命的教育了吧！但我们的教科书的编纂者们，似乎还来不及将有关革命教育的课本内容，悉数删除。这要有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要延续多久？我们就不能不问一问了。

当然，问也是白问。共产党人靠什么夺取政权的呢？靠的就是革命啊！他们会将自己的光荣历史——即推翻蒋家王朝的革命斗争史，掩盖起来吗？因此，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教育，还会持续地存在于我们的教科书里。

曾经有人设问过，说如果我们再发生一次“文革”，中国人会怎样？记得有人这样讲，说即便发生了，也不会再有人那么盲目地投身其中，更不会有流血、死人的事件发生。

我对此的看法是，如果我们再来一次“文革”，今天的情形会比60年代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难道我们今天的教育依然充满了革命性？当然不是。今天的教育，不是让人活得明白了，活得有信心了，有信仰了，而是让人更糊涂了，更迷惘了。今天他们再参加革命，不是为了拯救全人类，也不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只是瞎起哄，凑热闹，然后就是发泄——迷惘与苦闷，彷徨与失落。

今天还要不要《三字经》，我的态度是坚定的：要！但《三字经》要还是不要，则不是我说了算的。更何况，《三字经》即便就是《圣经》，恐怕也难以挽救当下人心与世风。

当然，我们不能说，当下人心与世风的不幸，乃是我们丢失了《三字经》。但教育的不当与失误，难道不是主因吗？

《三字经》云：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句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如果一个父亲连他自己都未曾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那他又如何教育他的孩子？他有什么资格与孩子谈论教育？再说师。老师对学生严格一点是应该的，可仅有严格，而没有良好的教育内容相匹配，又能教出怎样的学生？

在我看来，无论父母还是老师，严还是不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给孩子、给学生以什么样的教育？你给他好的教育，他才有好的未来，好的禀性。而所谓的好，所谓的好教育，惟一的东西就是学生的课本——教科书里的知识。

就我对中国父母的了解，我并不主张把对孩子的教育交给父母。现在一提到教育的失败，有人常把责任推给学校，推给老师，认定是学校和老师的不负责任，把教育弄坏了。这个看法实在荒谬。尽管我不是老师，我也不在学校工作，可我知道，教育的不幸，在于我们的教育体制。不打破现行的这套教育体制，中国的教育是看不到希望的。中国青年学子的未来也是令人担忧的。

人心与世风的不地道，与教育扯得上吗？扯得上，当然扯得上！纵观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即便排除革命那一面，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教育体制，也都存在严重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忽视了人的心灵、人的禀性。从为革命而读书，到为考试而读书（一考定终身），哪一种读书是在关注人的心灵成长？如果我们的禀性曾经都是善良的，那为何后来我们的禀性中的善开始变异？是缺乏教育，还是直接归因于教育？如果不是教育的缺失，又是谁之过？

今天的人心与世风都有点叫人难过。难过的是，我们不知道该做好人还是该做坏人？我们也不知道该做好事还是该做坏事？

按说，我们要做好人，我们要做好事。坏人坏事是做不得的。可是，老人摔倒了，就摔倒在我们的面前，按说，不容分说，我们应该去扶起他，把他送往医院抢救。可是，我们这个社会却出了问题，我们的老人也出了问题：你去扶他，甚至你把他送往医院，可他，也可能是他的儿孙们，却说是你撞倒了老人。理由是：你没撞老人，你干嘛扶起他，更干嘛送老人去医院？你当然会说，你这是行好，做善事，是做人的起码要求。对方会冷冷一笑，笑的正是你这行好，做善事，以及你这做人的起码要求。你被这冷冷的笑，笑傻了，笑懵了，笑到最后，你被笑哭了，笑到想跳河，想自杀，也想杀人。可是，没用了！你跳河，你自杀，不是你受了委屈，而是你畏罪自杀。

怎么办？又能怎么办？只能自认倒霉，花一笔冤枉钱。这就是行好、行善的结果？如果行好、行善，最后落得这样的下场，你下次还行这好，还行这善？去他妈的！再见到哪个老头老太摔到，你会如同没看见一般，惹不起躲得起，赶紧逃吧！

不是你丧失了良善，而是现实世界让你不敢做个良善的人了。

然而，问题可没有我们想象得这么简单。如果一个老人在你面前摔倒了，而你却视而不见，悄悄地逃开了，那么，接下来会有铺天盖地的舆论炮轰你，什么损人的话都能被他们说出来。如果你是一个公职人员，接下来的命运会让你自感倒了八辈子的大霉——即便不开除你的公职，至少也要解除你的职务。如果你没有职务，那就行政上处分你。

也就是说，扶，会成为问题；不扶，也会成为问题。所以，现在，行善已经成了一个大问题、头疼的问题，悲观的、乃至于绝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