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给《湖南日报》投稿的岁月

看报纸，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电视未普及时是种时尚的文化生活。我算是这种时尚的文化生活的追随者。

听从长辈的叮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读高中时便开始阅读《湖南日报》。所谓阅读，更准确地说应是“站读”。在父亲他们单位的局机关以及所属厂、矿机关的院子内，在显眼处，都会立着个木质结构的阅报架，阅报架呈绿色，《湖南日报》和《人民日报》便被夹在双面玻璃的报架内，中间有轴，看完一、四版想看二、三版，轻推边缘一角，报架便换了个面。

下午放学经过局机关政治部或周日特地去看报纸时，通常不只我一个人在看，还会有一些干部工人也在看。有时我先看完一、四版了，便去推报架想看二、三版。“哎，等下，我还有点没看完。”每遇这种“遇阻”的情况，我就不会等而是干脆走到报架后面去看二、三版。看报纸的人都是矿务局的干部工人，只有我一个人是学生。

通过看《湖南日报》，我比同学们先了解到了当时的国家大事。如“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今后我国将不再搞各类政治运动”等。我把报纸上的这些消息告诉同学，同学们都羡慕我有权威的消息发布，我自豪地告诉他们是在《湖南日报》上看到的。而我本人呢，则羡慕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本报记者”，总觉得那才是好炫耀的事情。

读高中时的这些看报经历，为我日后为报纸投稿、用稿播下了种子。

第一次在《湖南日报》用稿，是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二日。

进入九十年代，经商、做小买卖的风气在我国越来越浓厚。做生意赚大钱发家致富的心情对很多人来说真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铁路职工也不例外。当时我所在的低庄铁路地区各单位的一些职工家属把本地盛产的桃子私自装到货车尾部的守车内到外地去贩卖，过重的桃子致守车弹簧压死无法开车，从而导致货车常常不能正常开出而晚点。我在思考这件事。

1991年5月1日《铁路法》实施后，在桃子再上市时，我认为这就是个很有价值的新闻了，报纸一旦采用了，还可借报纸的力量推动这多年来的老大难问题的解决。7月12日《湖南日报》六版的“读者来信”版，我的《治治这种不良路风》为题的文图结合的稿件果然就被刊用了。

此稿在《湖南日报》的刊发，在低庄铁路地区引发了一场议论风波。它除了彻底地解决好了这个多年来铁路部门未能解决好的问题外，更给我这个一线的通讯员注入了强大的写稿能量。

1991年的时候，全国所有的火车都还没有空调，夏天时车厢的车窗全开，车上旅客扔下的白色泡沫饭盒、果皮、啤酒瓶等成了令人厌烦的“白带”，有的旅客扔下的啤酒瓶还砸死、砸伤过铁路两旁的行人。有次我坐怀化开长沙的512次慢车时，见列车工作人员在车厢内收集啤酒瓶。我有点纳闷，难道铁路职工还需要这点收入？餐车长笑着告诉我，收集这些啤酒瓶然后拿到车下去卖，这既可避免发生伤人事件，又增加了收入。我顿有所思。9月11日，《湖南日报》二版的“半分钟谈*滨湖笔会”刊登了我的短言论文章《如果列车都这样……》

1993年，《湖南日报》针对当时全国正在兴起的市场经济热潮，就在二版用半个版的篇幅开设了一个专论专栏《七嘴八舌话当前》。我看到一趟慢车率先向硬座车厢的旅客出租被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好，有感而发就写了一篇言论文章《多点“快速思维”》，结果被1月26日的报纸刊用。

2001年时，根据当时的社会治安形势，中央综治委在全国实行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制。出于多钟原因，很多地方却不敢实行这个“一票否决”。有天当我从报纸上看到中央综治委对石家庄市、洛阳市作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后，我心情澎湃，当即写了一篇文章《兑现“一票否决”》，被10月7日《湖南日报》A1版的“随感录”刊用。

在《湖南日报》用过一些稿件后，我感到底气足了，自信心也更强了。在内心里，我常常给自己定位，“我也是在《湖南日报》用过稿件的人”。凭着这样一种底气、自信心，20多年来我一直还在追逐着自己儿时的初心梦想——记者梦。虽然最终我没有成为一名自己一直羡慕着的记者，但我却一直地在努力地写稿、投稿，未曾懈担

今年1至12月，我已在包括《湖南日报》在内的媒体上刊登消息、通讯、言论、诗歌、散文和小说等稿件613篇。而这些稿件都是我值乘完火车下班后在家写的。一月中我只有半个月在家。我们支队的一位大队长为此还特意赋诗一首赞我：燕轻同志值得夸，苦钻勤练只有他，文章写得顶呱呱，反映铁警工作佳，媒体刊登笑哈哈……（飞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