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气节之“桥”

在我家乡重庆秀山有一座小桥，名叫杨公桥。桥长二三十米，青石板桥面，两头是几棵合抱粗的枫树，水面波光粼粼，桥面布满青苔，树荫环绕，夏天倒是纳凉的好去处，平平常常安安静静。

然而就是这么一座桥，却好像有莫名的吸引力一般，每当重大节日，父母都会带着我跟着十里八乡的居民来到这里祭拜，人群络绎不绝，有几次去的晚了些甚至排了一两个小时的长队。当时的我对此非常不能理解，为什么排一两个小时的队就为了来祭拜一座不起眼的桥。父亲给我的解释是说这座桥让村子里的人成功走出了大山，如果没有这座桥，从村子去往外界，只能翻越几十里山路，很多人因为这座桥发家致富，所以回来感恩。不过当我稍微懂事一些后便发现这个解释其实是说不通的，我曾亲眼见过有人从隔壁县城驱车七八个小时过来。难道说他们都是通过小桥发家致富，然后回来报恩的？我半信半疑。

这个疑惑一直持续到我初中时才得到解答。初中时历史课上有幸得见县城县志。从县志上，我才了解到，小石桥之所以如此受人敬重，只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建造者——杨继盛。县志中是如此记载的：“二十八年秋，椒山公泛舟过平乡，有儿童溺，父母曰“忘川忘川，此即忘川，奈何奈何，奈何无桥，然何至于此”。公不甚其悲，遂取银五百，建桥于其上，乡民谓之杨公桥以记之。三十四年，公以劾严嵩故殁于京。县忠志之士皆至桥祭之，凡此之后，络绎不绝。”

杨继盛，五百多年前的一个名字，不过我相信，即使再过五百年，这个名字也仍将光耀史册。据《明史》记载；杨继盛，字仲芳，容城人；家贫，七岁失母；庶母妒，使牧牛，年十三岁，始得从师学。嘉靖二十六中年进士，初为南京六品兵部员外郎，这对穷苦人家出身的杨继盛来说是一个没有出路也没有油水的职务，但他却很知足，很感恩，他所期望的只是踏踏实实地为国为民做几件实事。虽然这个世界很复杂，官场很狡诈，但在杨继盛那里却十分简单，因为他的为官之道只有一条：报效国家、体恤百姓。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躏京师，仇鸾领大将军，统兵十万竟不敢发一矢，置数万百姓于不顾，乞互市议和。继盛以为耻，于是上书弹劾仇鸾。为仇鸾构陷入狱。当是时，严嵩与仇鸾闹翻，心善继盛首攻鸾，欲骤贵之，改兵部武选司，想利用官位和利益将这个人收为己用。然而这次他却打错了算盘。

嘉靖三十年，大明王朝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一心沉迷修道的嘉靖皇帝已经有近二十年未上过朝，举国事务都由内阁首辅严嵩把持。此时的严嵩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忿不与奸臣江彬同朝共事而毅然辞官的热血青年，他斗垮了夏言，压制着徐阶，权倾朝野。其子严世番经营官员买卖，各地官员稍有不从轻则罢官，重则杀头；义子赵文华任工部给事中，贪污工程款，致使黄河决堤，饿殍遍地；党羽鱼肉百姓，祸及天下，然满朝文武人人自危，但求自保，对此恶行视而不见，无一人敢发一言。

大臣不言，自有小吏言之。杨继盛就是这样的小吏。客观来说，严嵩于杨继盛不仅无仇反而有恩，让他得以居高位享厚禄，然而杨继盛却依然不忿，为朝局不忿、为死难的百姓不忿、为天下不忿。以天下为己任者，是然。

嘉靖三十一年秋，杨继盛沐浴斋戒三天后，拿起了笔，在铺开的纸张上写下了悲愤的心声：臣孤直罪臣，请以嵩十大罪状为陛下陈之。杨继盛很清楚诏书写上去自己所要面对的是严嵩的报复、锦衣卫的拷打、诏狱的关押、甚至是行刑的大刀。在这样恐怖的环境下，根本不用指望九死一生，只有十死无生。然而他依然决定这么做。明知必死无疑，依然慷慨而为，只为了自己心中那为国为民的信念。

果然，奏折刚上，杨继盛就遭到杖责一百，诏狱收押候审。在诏狱中，伤口感染，杨继盛为自己做了一场特殊的手术。他摔碎瓷碗，以此为刀，一刀一刀刮着自己腿上的烂肉，关公刮骨疗伤尚有酒半斤，有人与之对弈。而杨继盛只有自己，只有一块碎瓷碗，一盏狱卒提着的油灯以及阴暗潮湿，蚊虫遍布的牢房。世人疑惑，杨继盛只不过是一个柔弱书生，怎么会如此强硬？我认为，从柔弱书生到钢铁战士，只是因为一样东西——信仰，忧国忧民的信仰。这是世界上最坚固的东西，一旦坚持，就坚不可摧。 （杨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