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经把一只蝎子放到一圈燃烧的木炭中间，火灼痛了蝎子的身体，它狂怒地冲撞着，最后倒了下来。

倒了下来，是否意味蝎子死了呢？我个人认为，它是死了，是被火烧死了。

可是，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

蝎子倒下之后，人们得出的结论却是：蝎子在被火围攻而又无法逃脱之时，就会用毒针刺杀自己，也就是说它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结论不仅为人们所接受，而且颇流行。

这个结论给我的印象，不过是人们的猜测，而非他们亲眼目睹。即使亲眼目睹，也未必就是真实的。

第一个来挑战这个结论的人，是法布尔。

法布尔是法国昆虫学家，他用实验证实了这个结论其实是一种误传。

他抓来一只蝎子，把它放到燃烧着的炭火中间，蝎子在左冲右突了一阵子后，绝望地倒下了。法布尔静静地观察了一会儿，以为蝎子已经毒性发作而死，就用镊子把它夹起来，放到一层清凉的沙子上。让法布尔没想到的是，这只已经死了的蝎子一个小时后竟然又活了。法布尔又用另外两只蝎子继续做实验，结果完全一样。法布尔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蝎子自杀的说法，其实是蝎子在绝望中的一种假死现象。

法布尔就此写道：“生命是一种严肃的东西，不能遇到点艰难困苦就把生命抛弃。我们有权凭着自己的意愿决定坠入死亡深渊的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权轻生遁世。地位卑微的昆虫也在发表着自己的意见：‘你们应该有信心，生命从不绝望。’”

有人为此而感叹：法布尔真是伟大得很，他把自己的研究结论上升到了生命的境界。

我同样承认，法布尔的这番话说得好极了！可是，法布尔的实验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真的就毋庸置疑了吗？让我们仔细地再看一看他的实验情况：

他抓来一只蝎子，把它放到燃烧着的炭火中间，蝎子在左冲右突了一阵子后，绝望地倒下了。法布尔静静地观察了一会儿，以为蝎子已经毒性发作而死，就用镊子把它夹起来，放到一层清凉的沙子上。让法布尔没想到的是，这只已经死了的蝎子一个小时后竟然又活了。

首先，他的实验告诉我们，蝎子放在炭火中间；接下来，蝎子左冲右突一阵子后，就倒下了；再接着，法布尔观察了一会儿，便以为它死了；于是乎，法布尔把它放到一层清凉的沙子上。

如果，阿容质疑道：蝎子不是放在炭火中间而是放在炭火之上；蝎子左冲右突就是冲不出来，最后倒在炭火里；法布尔不是观察一会儿，而是静等几个小时之后再把它取出来，也不放在清凉的沙子上，而是随手扔在某一个地方，这样再来看一看，蝎子会不会复活。

如果这只蝎子确实死了，法布尔是否还会有那个“假死”的结论？法布尔之所以说它“假死”，阿容看并不是这回事，而是左冲右突之后昏死过去，如果让它继续呆在炭火中间，如果不是及时地把它取出来放置于清凉的沙子上，它只有死路一条。

阿容知道，理论远不如实验具有说服力。为了做这个并不复杂的实验，阿容电话找来乡下的几个朋友，让他们帮助弄只蝎子。可一周过去了，竟无一人找到。其中一人问道：“找那玩意作甚？”阿容答道：“想做个实验。”听后，那人说：“火候未到，它当然不会死。火候到了，它想装死都装不了。”

倒是本文开头那一个俗人的“实验”，反而更让我信服，尽管我们不是那只蝎子，我们的肉眼也未必看得到它是否用毒针刺死自己，但依照蝎子的本能，它在生不如死的痛苦之时，施展自己的本能，实在是有可能的。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而非等待被活活烧死，显然地，这是一个明智之举。若说连地位卑微的昆虫也对生命从不绝望，那恐怕只有法布尔一个人这么认为。事实上，不要说一只昆虫，即便是人，在生不如死时，也应该选择死而不是选择生。人之所以生，是生的希望大于死的绝望，而人之所以死，是死的绝望大于生的希望。当活着不仅没有了希望，甚至多活一秒都是耻辱的时候，我以为选择死是最好的方式。

许多著名人物的自杀，可能因缘于社会这个大背景、大环境。比如梁济。他在自杀前还问他的儿子梁漱溟：“这个社会会好吗？”可见他的自杀是因为这个社会，而非他一己的喜怒哀乐。但小人物的自杀，则十之八九与个人的命运遭际有关。一般而言，小人物们之所以选择这条路径，大都因为他们的生活实在不能继续下去了。当绝望笼罩了他们整个的心灵时，自杀就不是多么艰难的事了。

长时期以来，尽管我一直思考自杀这个问题，可我依然没有想到，小孩子也有自杀的倾向。如果说著名人物自杀与社会好坏有关，一般的成年人自杀则因为他（她）自身的命运遭际，那么，小孩子的自杀又是因为什么呢？

7月19日《新闻晨报》有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残酷青春物语”折射日本另一面》。作者张剑波写道：

近日，一名初中生自杀事件的调查结果震动了日本舆论，而其自杀原因及周围的反应与应对，则展示了日本社会的另一面。

去年10月11日，滋贺县大津市一名年仅13岁的初中二年级学生不堪同学的欺凌，跳楼自杀。事件的一些脉络近期披露于众。

对于这个男孩受到欺负的细节，有300多名学生提供了相关信息。男孩受到的欺凌包括：扣留，用胶布蒙嘴，强制吃死蜜蜂、死麻雀、青蛙，中午休息时经常被强制进行自杀练习和“葬礼游戏”、把垃圾塞进嘴里、被命令拿钱、每天都挨打、自杀的前三天和前一天在房间被同学蹂躏，等等。男孩被同学强行要去40多万日元，在死前那一天还被抢走15万日元。

欺负男孩的是一批“校园恶霸”，家长们是当地的势力人物。这些孩子结成团伙，为非作歹，同学、老师、其他学生的家长都很惧怕。至少有14名学生回答说，老师“看到了也装着没看见”，“（和欺负男孩的同学）一起笑”，“老师也知道欺负的事，但好像是害怕，不敢说”。男孩在自杀的前一天，给欺负他的同学发信息说：“我去死。”欺负他的同学回信道：“你去死吧１第二天，这个学生跳楼自杀。

日本中小学生发生的欺凌事件，仅公开认定的，2008年就有75000件。可见，在中小学校，欺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另一个数据是，2009年日本有165名中小学生自杀。

这无疑是“文明日本”的另一个残酷现实。这或许与日本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不无关系。实际上，日本社会从学校教育阶段起，就形成了一种“弱肉强食”的等级关系——强者从小就处于强势，弱者从小就认命，或宁愿自杀也不反抗。这种从小形成的关系，在日本这个岛国范围内比较容易得到维持，很难破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