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冬来得猝不及防，风刮在脸上像细沙碾过，尤其凌晨下班的路，裹紧衣服也挡不住那股钻骨的凉。推开宿舍门，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在几个平方的空间里盘旋，倒给些许清冷深夜增添了几分人气。宿舍里住了三个人：新来的我，司机牛哥，还有一位是老祝，项目上的人都叫他祝师傅。

祝师傅是工地上的老资历，三十五个春秋的风霜都刻进了眼角的皱纹里，再过几年，就要正式退休了。我对他印象最深，也最是亲近——今年刚报到时，第一个接触的便是他。刚推开门，就见他坐在桌前，就着窗户外的光翻着一本厚厚的账本，指尖在密密麻麻的数字上轻轻划过，神情专注得让人不忍打扰。"嘿，你是新来的小伙子？"他率先抬起头，眼里带着温和的笑意，"看着真年轻，刚从大学毕业？哪个部门的呀？"一连串问题问得恳切，我竟一时不知先答哪句。

等我收拾好行李与床铺，他随手递过来一根烟，语气随意："小伙子，会抽烟不？"我摇摇头，他笑着点点头，重复道："不会好，不会好埃"初来乍到的我在他的身上感觉到了几份温暖。

老祝是物资部的老师傅，项目上的人干活都需要找他领物料，外面的新物料进来要找他办进场，他掌管着物料厂的钥匙，是项目物料厂的负责人。他的电话铃声总是开得很大，一天24个小时，忙的时候十分钟一个电话，隔三差五就有人敲宿舍门找他。我曾问他："祝师傅，您就不觉得烦吗？连睡觉都被吵醒。"他正翻着一摞数不清的物料本，头也没抬："咱们干物资的，守着项目的物料家底，这就是咱的活儿。我干了35年，忙的时候一天就只能睡一两个小时，早习惯了。"项目上忙的时候，每每深夜里手机铃声骤然响起，老祝摸黑戴上安全帽就出门，等我清晨睁眼，他的床铺依旧空空荡荡。 

直到天光大亮，我才见他拖着脚步回来，安全帽歪扣在头上，眼窝泛着青黑，工装外套上沾着白灰和水泥渍，手里还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物料单，上面用签字笔标注着几处补充的记号。他把单子往桌上一放，倒头就睡，呼噜声很快混进牛哥的鼾声里，成了宿舍里最踏实的背景音。

老祝的记性是真的不好，常常刚放下的茶杯转头就找不着，忘了自己上个月刚领过劳保手套，甚至记不清孩子生日。但只要聊起物料厂的东西，他却像装了本活账本。有次同时干活少了一根螺栓，翻遍物料厂都没找着，急得团团转。老祝眯着眼想了想，抬手往物料厂角落一指："最里面那个蓝色的锯轨机木箱子，它左边的那个箱子，跟钢轨扣件混一块儿了，一共剩八根，你去数数。"同事跑去一看，果然分毫不差。我凑过去问他怎么记得这么清楚，他笑了笑，指着自己的脑袋："这里装的都是这些铁疙瘩的位置，干了一辈子，它们就跟我老伙计似的。" 

聊起家里的事时，老祝总是沉默半晌，指尖在膝盖上反复摩挲，眼里藏着化不开的亏欠。他说自己常年守在工地，家里的事全靠老婆一人撑着，人情世故、孩子上学、老人看病，他从没搭过手。大儿子考上研究生那年，他正在外地赶项目，连个祝贺的电话都只匆匆说了两句；老二高考填志愿，他对着电话那头的学校名字，连具体专业都问不明白。"俩孩子有出息，都是他妈教得好，我这个当爹的，啥忙都没帮上。"他说这话时，声音低得像被北风刮散，拿起发黄的玻璃杯喝了口水，杯沿在嘴角压出一道印子。 

前不久大儿子结婚，老祝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忙活，一遍遍跟物资部的同事交接工作。他把物料厂的布局画成一张详细的图纸，哪片区域放钢筋、哪排货架摆扣件，甚至连备用的电线电缆藏在哪个箱子里，都用红笔标得清清楚楚。他还拉着接手的年轻同事走了三遍物料厂，每到一处就反复叮嘱："这批水泥是刚到的，得防潮，每天都要去看看篷布有没有破；那边的钢管卡扣，月底要盘点，别少了数。"临出发前，他还把自己的备用钥匙留在办公室，说："要是有急事，打我电话，我随时能远程说清楚。"

婚礼结束后，老祝发给我一张红底婚纱照，照片里儿子儿媳笑得灿烂，他把照片压当成了壁纸，每次打开手机都要瞅上两眼。他跟我们说，这次总算没错过儿子的大事，婚礼上他握着话筒，话没说几句，眼眶倒先红了。可回来没两天，他又扎进了物料厂，趁着晴天盘点钢材，蹲在地上一笔一划记着数量，背影在料场的钢轨旁，显得格外厚实。

北京的冬天还在继续，凌晨的风依旧刺骨，但每次推开宿舍门，看到老祝的床铺要么空着，床上亮着他的头灯，要么传来他均匀的鼾声，我心里就觉得安稳。项目上有老祝这样的老员工，像立着一根定盘星，我们这些新来的年轻人，既能感受到工地的烟火气，也能学着怎么把一份工作干到骨子里。他那本记满物料的账本，刻着皱纹的笑脸，还有对家庭的愧疚与对工作的执着，都成了我刚踏入工程行业时，最生动也最温暖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