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炽热的阳光灼烧着枕木上的沥青，父亲深度近视眼的镜片反光刺得我睁不开眼。人事科钢印落下的瞬间，我正式成为苗岭侗乡铁轨的守护者——这个身份像钢轨上的鱼尾板，将我与父辈的生命牢牢铆接在一起。1980年金秋时节，镇远工区的二十条汉子，用捣镐在枕木上刻写着我们的年轮。清晨的露水还挂在狼牙草上，我们已扛着捣镐耙子走向漫漫长路。那年月，更换重伤钢轨就像外科手术：十人撬轨、八人扛枕、最后用撞轨器"咣当"一声咬合新轨，整个山坳都会响起金属的共鸣。

1983年冬夜，轨道车驾驶室的仪表盘泛着绿光。我握着闸把穿越隧道时，突然理解父亲说的"钢轨会说话"——当车轮碾过接缝处的"咔嗒"声变成连贯的"唰唰"声，那就是线路健康的证明。

在材料运输班的七年，我收集了七十二种道钉。最老的那枚1949年制造，螺纹里还嵌着湘黔铁路的煤灰。岳父退休时送我的瑞士轨距尺，现在传给了在电务段信号工区工作的儿子。三代人的工具包在储物间相遇，像不同年代的列车交错在时光编组站。

K112次列车永远在黄昏停靠镇远站。那年她提着网兜上车，网眼里露出搪瓷饭盒和《高速区段桥隧工》。没有电影里的邂逅，只有两个浑身机油味的人，在核对曲线超高数据时碰响了头灯。

我们的小家安在工区废弃的轨道车车厢里。女儿出生那晚，抢修线路的探照灯把产房照得通明。她笑着说孩子将来肯定不怕光——果然，现在外孙总爱在钢轨上走平衡木，说要比我的"千米零误差"更厉害。

四十三年足够让木枕腐朽、钢轨退役，但养路工的眼睛永远亮着。去年重回镇远，看见新一代工人用无人机巡检山区铁路，他们安全帽上的反光条，恰似我们当年别在工装上的路徽般闪亮。

如今我散步时仍会不自觉数步数——这是职业病，也是人生刻度。就像钢轨接缝的预留量，我们都在热胀冷缩中找到了自己的伸缩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