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混乱的中国社会，无论在思想上，在事业上，都正是彷徨无主的时候。这时候做人最难有把握，有脚跟。常见有许多人，在开头的时候都很有信望，但到后来每每失去了社会的信任，促使社会益发入于混乱。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必须有人一面在言论上为大家指出一个方向，而且在心地上、行为上大家都有所信赖于他。然后散漫纷乱的社会才仿佛有所依归，有所宗信。一个复兴民族的力量，要在这个条件下才能形成。

这一段话，是梁漱溟1933年在山东邹平乡建院研究部“朝会”上讲话时讲的。此时的梁漱溟，不仅在言论上为大家指出一个方向，而且在心地上、行为上也行动了起来。1931年初，梁漱溟来到山东邹平，参与创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起先担任研究部主任。不久，即就任研究院院长一职。

梁漱溟到乡村去，做乡村建设事业，大约与他相信“真的力量恐怕只有在内地乡村社会中慢慢地酝酿，才能发生大的力量，而后再影响于都市。”

从1931年到1937年，梁漱溟在山东一个叫邹平的县一呆就是七年。这七年，为了改变中国，他一面在言论上为大家指出一个方向，一面用自己的心地和自己的行为，作着具体的工作。他在认清了中国的形势后，即从基础做起，从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乡一村的地方自治。在他看来，只要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就有了。具体的做法，他都想好了。“我设想把农民首先组织起来搞合作社，由低级到高级，由小范围到大范围；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把它运用到生产和生活中去，进行农业的改革和改良，进行农村各种建设事业，搞工业化的农业。”

他这想法，真是很好的！在山东省长韩复榘的支持下，梁先生离开了他祖辈生活的城市，来到山东邹平，实践他的理想。七年时间，很短，但他确实搞得不错。就在他按着自己的理想欣然前行时，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伴随侵略者的到来，他的实践也到此结束。但他的这个理想，却在他的头脑里燃烧着，不曾破灭。后来，甚至跑到延安，向毛泽东继续兜售他这理想——乡村建设理论。但此时的中国，显然已不再适宜搞乡村建设了，连讨论也不适宜。此时的中国，只有一个问题：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

就毛泽东当时的地位，在蒋介石还是这个国家公认的领袖时，毛泽东头脑里想得最多的，可能就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赶走日本侵略者，一个是如何在没有了侵略者的国度建立一个新政权。而梁漱溟，作为“对中国前途充满了希望，绝对乐观的一个人”，他是不会去想：在赶走了侵略者之后，还要建设一个新国家、新政权的。所以，他才会去找毛泽东兜售他的乡村建设理论。

实际上，以张国焘的观点，毛泽东是一个农民社会主义者。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之深，毛泽东绝对不比梁漱溟差。但梁漱溟的理想也是极好的，他想以改良的方式改造中国政治，从一乡一村的地方自治搞起，把宪政的基础先做好。之所以说他的这个理想很好，是因为，倘使没有日本的侵华战争，梁先生在邹平就那么坚持搞下去，搞到他去世的时候，中国的宪政一定可以搞起来，而且能搞得非常好！但梁先生毕竟只是一介学人。毛泽东呢，则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政治家。政治家所想的东西，与一介学人所想的东西，肯定不是一回事。改良好，好就好在不流血，不死人。但夺取政权靠改良行吗？也许在别国行，但在中国肯定行不通。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不只了解农村，也了解中国历史。中国革命的成功，新政权、新国家的建立，走的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革命之初，毛泽东赢得了农村，也赢得了农民。但革命成功之后，毛泽东依然头脑清醒，依然知道中国是个乡土中国，必须把农村的事情搞好。但怎么搞，搞什么？毛泽东一直在摸索中。只是，好象并没有想到梁在延安给过他的建议。也许，毛泽东要考虑的是农民的吃饭穿衣，而非宪政问题。也许，毛泽东认为，宪政问题可以放一放，待解决了农民的温饱之后再行考虑。也可能，毛泽东并不认为，宪政问题是农民要考虑的问题。

回顾历史，不能不说，毛泽东为解决中国问题，尤其农村问题，农民的吃饭问题，呕心沥血。但老天爷似乎很不待见中国，也很不待见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1976年9月9日与世长辞，中国人的日子，尤其是农民的日子，实在不敢昧着良心说好。从“三反、五反”，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再到“文革”，我们的领袖一直在社会主义大道上摸索着。社会主义在中国是个新东西，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借鉴。只能靠边干边摸索，如此一来，势必会有摸错的时候。所以说，中国发生的这些事情，不能归结为某一个人的错。即使是某一个人的错，也非他的故意。

不过，我们会在这摸索里头想到梁漱溟先生，想到他提出的理想，尤其他在山东邹平建立起来的那块实验田。如果说，他的这块实验田被日本侵华战争中断了，那么，为什么打败了小日本，建立了新中国之后，梁先生不继续他的实验呢？是中国不再需要他的实验，还是他认为他的实验到了新中国，已完全没了必要，失去了实验的价值和意义？抑或，没有人答应他的实验请求？

事实可能是，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泽东日理万机，梁漱溟先生即便书生气一个，也不至于会在这节骨眼上麻烦为国操劳的毛泽东。也许，梁先生想等一等。可1953年，他就与毛泽东闹翻了。这就意味着，梁漱溟先生在新的政权里，可以继续当他的政协委员，却再也不可能找个地儿搞他的实验田去了。

这么一来，梁先生萌生于旧中国，实验于旧中国的他这个理想，从此就成了他的一个白日梦了。1980年8月20日，梁漱溟在与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访谈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现在已经同那个农村隔得比较远了。所以，我很难代表农民说话。”这个现在，应该不止是80年代，而应当从1953年就开始了吧？但他的心，也许还在农村，还在邹平。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先生逝世。按照其生前遗嘱，骨灰埋在山东邹平黄山上。

邓小平主政中国之后，他意识到，革命不能再搞了，但要搞改革。改革第一步，改的依然是农村。把土地交给农民，让农民先把肚子吃饱了再说。这一步走得很成功！到了城市，则是改革加开放。城市的这步棋走得更豪迈。邓小平也许认为，农民有了饭吃就ok了！可人这东西，不管他是农民，还是市民，一旦吃饱了肚子，他就会有新的欲望。就农民而言，他有什么欲望呢？他想有钱，他想建新房，他想过城市人的生活。而城市的改革与开放，也的确给农民提供了进城务工的机会与可能。第一波农民工进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真正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农村大量留守儿童的出现。人们从这一现象里才发现，农村的劳动力都去了城里。紧接着，就是留守妇女的问题；再往下，就是留守老人的问题出来了。伴随着这三波现象的出现，人们才发现，农村已成了空心村。老人是村庄里唯一的劳动力，并且承载着看家护院守土的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