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最好杂一点

鲁迅和郭沫若早年都是学医的。后来，又都弃医行文，从而成就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他们从文后都一直关心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总是劝导年青人特别是从事社会科学的人们要读些自然科学书籍。郭老说，学习不能“偏牿”，不要囿于一二门，否则对其它各门茫然无知，岂不是患了半身不遂？！

科学与文学，一个是理性的探索，一个是感性的抒发。揭示日月圆缺，星辰升沉，四季变化是科学；“天至所沓，十二焉兮？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却是文学。研究地壳的运动，江河湖海的形成是科学；“黄河之水天上来”、“疑是银河落九天”就是文学。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反映的社会面更加广泛，科学的发展亦是更加精深。文学同科学成了互不干涉的两个领域，原是“近邻”的两座殿堂却似乎要称为彼此绝缘的水与火了。

其实，两座殿堂不会“绝缘”，笔者以为如运用得好，却可相得益彰。郭老就是一楷模。近期我在网上阅读了他的历史剧《筑》，发现他对秦始皇的出场形象的描写，把握的如此之好令人掩卷长思。郭沫若先生认为，秦始皇的形象关乎到剧本的成功与否。他根据《史记》中对始皇的描绘为“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共计九个字，利用自己雄厚的医学知识的功底，他这样解释：“蜂准”即马鞍鼻；“鸷鸟膺”乃今言之鸡胸，此为软骨症特异性体征，而软骨症必兼支气管炎，故始皇大帝“声”如“豺”。郭老由其生理特征又进一步抓住了他的精神特征，为写出秦始皇性格发展上的内在因素，找到了重要的、可靠的佐证。这无疑是科学帮了文学的忙。

其实，文学也能帮科学的忙。记得我上小学时，对著名科学家高士其极为推崇。高先生是一位被致病微生物损伤了身体而躺在病床上终其一生的科学家。但他传播科学知识的形式却是诗歌，令我等受益匪浅。这不仅使我懂得了一些基础的科学知识，还令我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写出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的徐迟先生如果没有那样华瞻的文采，撰写的文章不可能有那样强烈的感染力。作为学生，语文基础太差，其它学科也是难以学成。阿基米德浮力定律中的物体“没于”水中，有人理解为物体“没有”浸于水中；数学中的追击问题，“相向”与“相对”混为一谈，岂不是最为有力的例证。

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人们读些文学书籍，从事文学创造的掌握一些自然科技知识，这对于开阔眼界，丰富见闻，活跃思想，扩大知识面，提高想象力和表现力，大有益处。难怪有些企业在选拔任用厂长时，要求其必须是一位文学爱好者。

局限于一座殿堂无疑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