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野

图为海野近影

从文化精神指向上而言， “北蜂窝”这个词更有一种 “航空港”的意味。 “北蜂窝三号”作为 《人民铁道》报社所在地，它是 “群蜂”起飞的平台和归巢的栖息地。在它向外延伸的空间跑道上， “群蜂”得以展翅腾飞，在大地的百花丛中品甘露酿琼浆。更进一步说， 《汽笛》副刊是铁路文学爱好者起飞的平台。 “汽笛”这个词，对我这个在南同蒲铁路边长大的“铁二代”来说，同时有着 “军号” “信号” “意象”的指令仪式。在我的写作中，回荡和延续了一种金属的钢铁意味，穿越在语言构成的韵律节奏里，静静地轰鸣着发动机一样的呼吸。

英国作家克里斯蒂安·沃尔玛尔在《铁路改变世界》里说： “铁路影响了这个星球上几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高速铁路的革命意味着未来依然属于铁路。”

从1980年17岁开始，我在西昌卫星基地当了两年兵，干了12年的蒸汽机车乘务员，在铁路多经系统干了18年，后并入站段。家父的遗传和天赋，使我在临汾铁路高中时便开始尝试写作，工作后增强了这种动力。1986年，我自1986年23岁开始在 《京铁工人》报 （现 《北京铁道报》）和 《山西青年报》发表作品，在参加了太原铁路局文联的培训后，我铁了心确定此生要走文学之路。

诗人杨炼说： “成熟就是自觉。”1991年10月，我在 《人民铁道》报 《汽笛》副刊发表了第一篇诗歌作品 《仰望十月》，给编辑王晓望寄稿件时还写了几句玩笑话，只是为了引起人家关注。1992年3月，我去京参加中国新诗讲习所组织的全国首届民间诗歌团体报刊交流会议，由此结识了其时为北漂、现为《诗刊》副主编的商震，现为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秘书长与 “中国诗歌万里行”总策划的祁人等，一起拜访了艾青、文怀沙、张志民、张同吾等作家学者。会后我辗转找到 “北蜂窝三号”，虽然那栋陈旧的筒子楼让我有些失望，但我还是忐忑地找到文艺部，见到的第一人是当时的文艺部主任雷风行。好像是1993年4月再次去京，我见到了王京生编辑。年龄相近又有写诗的机缘，我和他开始了编辑与作者之间的更多交流。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一干文友在临汾铁路分局一度创办了 “圆桌诗社”和 《圆桌诗刊》，在路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以此为由头，1994年10月26日，王京生为我编发了一篇文章 《一个火车司机的诗之梦》。我从那时开始关注编辑的风格，只是好多编辑不曾见过面。这20多年中，我写作的主要体裁是诗歌， 《火车工厂》 《南同蒲铁路》 《黄河边的侯西铁路》 《春天的开幕式》 《回家的路：农民工专列》等，大多发表在 《汽笛》上。《中国铁路文学》创刊时，田永元编发了我的 《在中国铁路入口处》，并做成诗歌头条。于颖莉 （川美）、杨天祥也编发过我的一些诗歌。在当时的全路诗歌大赛中，我的 《赞美劳动》因故未能入选，被王京生从废稿堆里发现并编发了。 《诗歌报》《中国青年》 《中外诗星》 《山西青年》《山西日报》 《山西青联》 《喜剧世界》等，也发表了我的一些作品。

我写作不是很勤奋，且涉猎其他门类较多，一旦有了满意的作品，我还是愿意投给 《汽笛》。我欣慰于 “北蜂窝”这个孵化器，让我本名里的 “鹏”得以展开飞翔的羽翼。我愿意让我诗歌里汽笛的鸣叫声，在 《人民铁道》这个 “列车”上，合着心血的蒸汽 “澎湃地打开大工业的嗓子”。

对一名写作者来说，名望只是行旅的足迹，我终极的榜样是卡夫卡，永远对自己不满意，我更想像巴勃罗·聂鲁达一样，要写出 “属于人民的诗”。一些朋友看到有我作品的报刊都会收起来转交给我，如此多的读者认可，让我有一种写作的归属感。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2011年夏，当我把诗歌 《南同蒲铁路》传给 《汽笛》编辑时，他说:“你失踪了好多年，我问过一些人都不知道你这些年干啥去了。”这让我心底泛起阵阵感动的涟漪，在文学的领域里，我何至于让人如此牵挂？

星光在夜空里相聚闪烁，散步了一圈后，我跟文友们坐在一处随意交谈。我刻意在手机里记下了：2015年5月16日，太原铁路局文联西山招待所笔会的夜晚，成龙、柴灿让忙于会务，王京生、李伟、牛树进、李天恩和我难得一聚。我与毕雪琳、康为清、赵富萍、李咏娥、林小静等，特邀京生一起合影。我说我最喜欢严力的诗歌，看王家新关于杜甫的诗歌时，我掉下了眼泪。

会后大家依依惜别，就像同一趟列车上的旅客，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下了车。这也许就是铁路文友的职业惯性吧，在不同的铁道线上，有一些不同频率节奏的笛声，在你思念的心宇空间里回荡，有时会孤寂地湿润我的双眼。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有些老了，像诗人叶芝 《当你老了》那样仰望遥远的星空。我给文友们发短信 “人生有这么一次畅谈的机会足矣”。

习惯使然，有时我会反复循环地听一首歌曲，这是 “零点乐队”的 《相信自己》，这首歌在无数个深夜里撞击着我的耳膜： “多少次挥汗如雨，伤痛曾填满记忆。梦想在你手中，这是你的天地……”

系太原车务段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