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亲的工务兄弟

史文琦

离开家乡快30年了，曾经梦中出现最多的是故乡位于半山腰的土窑洞、官道边上的小水渠、离官道不远处自家的几分自留地，还有至亲的家人和儿时的玩伴。

然而，在我近几年的梦中，却常常出现另外的场景：钢轨、枕木、隧道、桥梁，和我那些黑黑的、土土的、喜欢沉默的工务兄弟。

5月中旬，太原铁路局文联召开纪实小说 《静静的桑干河》作品研讨会，邀请了山西省和铁路文艺界的专家们参加。在各位与会者点评完作品后，小说作者林小静谈起自己的创作感受。她谈到的小说人物原型以及多年来采访中遇到的诸多真人真事，深深地戳到了我心中最柔软的部位，使我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涌，以至于当主持人点名让我发言时，我一时竟语无伦次、不知所云。直到散会后许久，我的心情仍然难以平复。

因为我也曾是工务人中的一员，这段时光构成我心中最柔软的部分。经过10多年的朝夕相处，我和工务兄弟们早已融为一体，心神相交。他们至今依然让我牵肠挂肚。

他们很真、很直。和他们打交道，任何人无需设防。有一部分职工最为典型。上世纪80年代，大秦、侯月等新线建成之后，一大批修建铁路的工程兵转为运输局工务职工，而他们的老家大多位于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地的农村。时常回家看看，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奢侈的愿望。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无怨无悔、又带着些许无奈地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交给钢轨。常年的野外作业、单调的文化生活，使得他们不善言谈，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交际，甚至语言功能都退化了。给他们安排工作，领导说了半天，他们的回答只是 “嗯” “行”“知道了”，很少有再多的话。收工后，给领导的答复也多是 “好了” “干完了” “没问题”。你要不追问具体细节，他就不会给你过多的言语。你表扬他，他脸色通红、嘴角微翘就是回答，顶多再回一句 “这有啥”。批评他，他或低头不语，或闷头抽烟，你说完了，他转身就走。即使受了委屈，他也只是说一句 “知道了”。他们认为对的事和自己该干的事，不用人说就自己干了。与他们打交道，一是一、二是二，对就对、错就错，你要含蓄，肯定误事，并且错在你。直率，是他们人性的本质和朴素的底色。

他们很韧、很硬。苦活、累活对他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2003年，侯月线上的列车对数由10来对一下加到28对。就在这年，从初夏到秋末，断断续续下了数十天雨，使得侯月线遭遇重创，全线翻浆冒泥、惨不忍睹。段上号召全体干部职工大干一个月，用汗水保畅通，结果这一干就是大半年。大多数的干部职工牺牲了节假日。他们有怨言、有牢骚，但没有泡病号请假的，没有出工不出力消极应付的。桥上站岔区由于路基整体下沉，造成道岔几何尺寸严重超限，养路工区费了一周的时间，把几组道岔整修达标。结果就在要过轨检车的前一天，又下了一场大雨。领工员给段领导打电话时直哽咽。但他放下电话后，转身就带领职工上了站场，连夜冒雨整修。工务机械段的职工从开春到上冻，一年有八九个月在外施工，南边干完到北边、东边干完到西边。一两个月不回家，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家常　便饭。在外久了，他们晚上打个电话给家里，挨上半天骂后才能安心睡觉。除了大秦、侯月二线的 “天窗”点在白天，其他线上的作业时间不是前半夜就是后半夜，职工的生物钟根本倒不过来。同样，他们有怨言、有牢骚，但一干起活来立马就像换了个人，精神得很。

他们很拗、很倔。该走的路，走不完不停歇，该干的活，干不好不罢手。 《静静的桑干河》这本小说里介绍的几位典型工务人在现实中都有原型：老养路工占更江，在大雪封山的寒冬腊月，为了让大伙吃一顿蔬菜，独自走了十多公里的山路，返回时连人带菜摔下了山坡，冻僵在了雪地里；养路工祁志强，肾移植后仍然一次次主动放弃回城的调令；还有为了守候长眠在大秦铁路边的战友，义无反顾地把身份由干部变为工人的温祥毓等。 《静静的桑干河》描写的王家湾人，不仅仅是这几位具体的人，而是整个工务人群体的缩影。当年，侯马北工务段每次月度验收时，50多岁的副段长老贾都和年轻人一起徒步走区间，一走就是几十公里，即使生病了也一次不落。桥梁科的老柴检查防洪备料时，将铁线一米一米地量、木棒一根一根地数、片石一方一方地丈，段领导都说可以了，他却不仅不听，而且还噎了领导一句，再坚持逐点查完。工务机械段的小康在担任清筛车间主任后，每次施工前，都要反复跑现尝对图纸，对施工方案进行多次审核，殚精竭虑，吃不进饭，最后得了厌食症，一米七几的汉子消瘦到体重不足80斤。

就是他们，时时刻刻感动着我；就是他们，时时刻刻给我前行的动力；就是他们，使我的感情不由自主地留在了两条钢轨上、线路边……

祝福我至亲的工务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