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梓

10年前的夏天，如果说有什么特别值得纪念的事情，除了那个酷暑用惯有的热情送给我一个焦灼的成年礼之外，还有一个颇具戏剧性的转折点，那就是我遇见了精神上的启蒙老师——哲学。在我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它把我带进了一个浩瀚的思想王国。

康德，这是我在读高中时听到的一个名字，虽然只是从别人那里了解了一些被称为 “传说”的事迹，但从大家谈论他的语气里我能感觉到这个人的分量。这是我第一次把一个人的一生和所谓的 “思想”联系在一起，不曾想到，两三年以后，这个名字将反复在我的学习生活中出现，并在我开始借助理性之光认识世界的时候介入了我对世界观的建构。 “我生性是个探求者，我渴望知识，急切地要知道更多的东西，有所发明才觉得快乐。我曾经相信这才能给予人的生活以尊严，并蔑视无知的普通民众。卢梭纠正了我，我想象中的优越感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除非我的哲学恢复一切人的公共权利，我并不认为自己比普通劳动者更有用。”

如果说这是康德对卢梭纠正他的哲学思考的一番告白，那康德则通过这番肺腑之言纠正了我。对于当时过于尚智的我来说，知识论、宇宙论、本体论等理论哲学更有吸引力、更纯粹、甚至更 “哲学”，而实践哲学，那些涉及人的道德、权利和审美、情感的探讨都是次要的。直到后来这一观念有所转变，康德这段话的深度才被我慢慢领悟到。

其实当时，我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一方面，纯粹的理论兴趣让我在浩繁的文本中寻找着能够指引我的灯塔；另一方面，自己在道德、情感上又不自觉地寻找着另一片绿洲。道德人格的感召、审美感受力的萌发很大程度上充当了这一角色。它们滋养着严肃的学习和思考之外的生活，用一种直观而强烈的方式让我感受到，它们也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而真正关注并认识到生命在实践层面的重要性并对此发生浓厚兴趣是在重新认识东方文化之后。

那段时间，我的学习和思考都进入了瓶颈，那种境况像极了普特南所说的 “容器中的大脑”。不同的思想体系让我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了解心灵和世界的关系，但不论有怎样的思考，不论这思考多么深广，我的大脑都只是在容器中，容器构成了大脑的界限，大脑不了解大脑本身，更看不到容器外的世界。这种天生带有局限性的思考不是我想要的，而且我相信，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说，人的形而上本性不允许在思考的高地出现盲区。

是东方文化让我看到了另一片广阔的天空。有了不同文化的关照，我重新去反思那些被很多哲学家洞察到的逻辑悖论，那些理论再无法突破的解释学循环、不可知与神秘主义，慢慢看清了思维方式的界限。

这就是东方文化的魅力，你没有发现它的时候，它沉默得像一尊千年古董，浑身上下散发着一个遥远时代的味道；一旦你发现它的高明之处，它就会在你生活的时时处处复活起来，其生命力好似一个新生儿，从未受任何时间跨度的影响。当然，从对面不识、日用不知到窥其堂奥，和这种具有早熟特质的文化发生共振，需要我们具备一颗足够虚静的心，而这又是另外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