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味抗战的日子

王坤英/口述 宋宪龄/整理

我叫王坤英，1925年12月9日出生于河北省定州小辛庄。我家住的地方离敌人据点只有五里地。我家兄弟姐妹四人，姐姐1938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在定县妇救会工作；大哥在村里当会计。有一次，我的大哥被敌人抓去，说他是共产党——哥哥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对他严刑拷打，又从定县押解到安国县，后经当地各方人士帮助才救了出来。不久，我的二哥也被敌人抓到炮楼据点里去，说他是村里民兵。即使敌人对他使用了压杠子、灌辣椒水等各种酷刑，他也没有暴露村里党员干部的情况。后来村长到炮楼去给二哥做担　保，加之敌人没有审出问题，二哥才被放了回来。

受哥哥姐姐的影响，我从小就痛恨日本鬼子，决心长大了一定像哥哥姐姐那样，参加抗战，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1940年4月，我16岁，经同学马建英和王世杰二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七八月份，经组织介绍，我报考了冀中军区在根据地举办的流动中学，被晋察冀边区八中录龋学校的办学宗旨是培养优秀革命青年，采取游击教学的方式。根据敌情变化，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夜间行军，后半夜宿营的时候就住在老乡家里。打麦尝村边的小树林、大庙、农家大院以及当地小学都做过我们的课堂。同学们上课时就坐在自己的背包上，用膝盖当课桌，边听课边记笔记。当时老师教我们的校歌，至今我还记忆忧新：“滹沱河的流水灌溉着祖国的田园，我们的学校培养着革命青年。青年的热血像河水一样的奔腾，青年的精神像河水一样勇敢。啊！晋察冀八中，愿你的种子散布到两岸，愿你的花朵开遍冀中平原……”

1942年，日本鬼子“五一”大扫荡，是我们八中师生在冀中平原经历的一次严峻的生死考验。敌人集中了5万兵力，对冀中地区15个县发动以鲸吞冀中抗日根据地为目的的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给冀中带来一场浩劫。此时，八中奉命停办，我们全校师生分散隐蔽在老乡家中，老乡们像保护自己孩子一样保护着我们。

1942年底，我们转移到冀西阜平县，组织上安排我们去抗大二分校附中。

到达抗大二分校后，我们穿起军装，正式参加了八路军。那时的冀西敌情也很紧张，组织上安排附中学员分批前往位于甘肃合水的抗大七分校。我们第三批学员自1943年3月出发，经过数天的行军，到达了同浦铁路附近。护送部队要求我们用最快的速度通过铁路线，以免被敌人的炮楼发现。我个子小，跑不动，一步一个跟头，结果把被子和米袋都丢了，到达驻地后只有和同学挤在一起睡觉。过了同蒲路，我们要翻越海拔2800米的营岭山主峰黄草梁（当地人称“摩天岭”），它是当时去延安的唯一通道，这座山终年积雪，气候恶劣，气温在零下几十度，狂风夹着雪花迎面扑来，打得脸生疼。我们睁不开眼睛，脚也冻得麻木了，但在山上不能停留，停留就要冻死。当时，男同学帮助女同学向上爬，到达山顶时大家都累了，有个男同学累得走不动了，就在山顶上稍休息了一会儿，结果就病倒了。等到天蒙蒙亮，老乡们才把病号救下山来，给他烤衣服，喂吃的，才逐渐缓了过来。下山时，我们几个女同学手臂挽在一起，坐下来向山下滑……等看到山下有亮光的村庄，大家就向前奔走过去。这一夜，我们强行军一百里地。

当走到绥德时，我发高烧，住进了医院。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在同学们的帮助下，于1943年8月到达了甘肃合水的抗大七分校所在地。经过了这场艰苦行军，我们每个同学都得到了磨练。七分校，男生3个大队，女生300人编成两个队，我被分配在女生一队当文书，不久，被调到七分校政治部直属科任统计干事。

那时的陕甘宁边区，驻地的学校、部队多，边区政府负担不了，各单位都靠自己劳动解决吃住问题。我们七分校完全是自力更生，开荒种地解决师生们吃的问题，除自给自足外，还能上缴公粮。男同学们上山开荒种地，女同学们留在队上纺棉线。为了努力完成任务，我们还开展了竞赛，不少同学早晨一起床就开始纺起来，生怕落后。我在老家时，跟嫂子学过织布，所以对纺线比较熟悉，最多一天纺了一斤线，得到部队领导的表扬。我们边劳动，边学习，在艰苦环境中得到了锻炼。

后来，我与政治部直属科长温宗学同志相识，在共同的工作、学习中建立了感情。1944年经组织批准，我们结了婚。

1945年初，我随老温调往山西独立四旅，后又编入第359旅，老温担任团政委，带领部队参战，我与部队的干部家属随军。

1946年2月，部队行军至山西兴县。我和另外一位女同志都是孕妇，领导照顾我们，让我们骑着小毛驴走。2月17日上午，我们从兴县出发，向前方一个兵站行军，距离村子还有四五里路的时候，我肚子一阵剧痛，孩子要生出来了！和我一起行军的女同志当过护士，当时没有手术刀，她就找了一把剃头刀，把孩子的脐带割断，又找了一段麻绳，把脐带绑上。小毛驴驮着东西已经到村子里去了，大冷天里，刚生出来的小女婴没有东西可以包裹，眼看就要冻死。这时，通信员雷永发同志赶到，他二话没说就把身上的夹袄脱下来，把孩子包上抱回村里，还请老乡们用门板把我抬进村子。小孩没有冻坏，我也平安地度过了这样一个危险的时刻。我们为大女儿取名“路生”。雷永发，那位救了我女儿的通讯员，是四川达县人。解放后，我们一直还有联系。如今这位老红军已经离开人世，而我们全家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对路生的救命之恩。

我们共生育了五个子女（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在艰苦条件下出生的大女儿很争气，考入了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总参二部。两个儿子和小女儿参军回来都补上了大学的知识，五个孩子都生活得很好很幸福，我很放心。

回味自己的一生，参加革命，入党参军，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为建立新中国献出自己的力量，没有什么遗憾。想起与我一起参加革命的战友们，不少人都牺牲在战场上，我是幸存者。党和人民给予我们这些抗战老兵优厚的待遇和照顾。我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尽到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力所能及地为祖国的强大作贡献。

（本文主人公系路局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