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浩

记忆是一棵大树，往事在上面做窝。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的南京铁路分局活跃着一支不可低视的业余文学创作队伍，主要成员包括张鸿度、秦州、向隆鸣、戴思东、杨鲁陵、毛贵民、时盛麟、沈铭华、黄爱佳、陈振学、温冰、邹开伟和张春新，也包括我。我们依托铁路工人文化宫，经常聚在一起，砥砺思想，探讨理论，磋商技艺，讲评作品。为带动更多的铁路文学爱好者，也为建设企业文化，我们还合办了一份文学期刊，名叫 《绿灯》。

三十多年，弹指一挥间。随着时代的变迁，作为国民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一个支柱性行业，铁路的组织形式、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曾是铁路职工，也曾是《绿灯》成员，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留意变化中的铁路文学的动态与走向。

薪火相传的，是传统。当年的《绿灯》，仍在引领热爱文学的铁路职工在业余创作的道路上继续前行。铁路文学发展的势头不减当年，铁路作家的成就有目共睹。而来自南京的王丹凤，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一旦踏上文学创作这条路，谁都想写出震撼人心的力作。但是，念想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距离。存在距离的原因自然不会是单一的，这其间，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

我就曾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作家与写家的区别。我认为，一个写家，只要有生活、有写作技巧，就能写出文章来。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单有生活和写作技巧还不够，还必须有一颗博大的心灵，一颗 “心事浩茫连广宇”的博大心灵，一颗敏感的、能够承受巨大苦难而又坚韧不拔的博大心灵。

遇到事情了，有想法了，如果不写出来，他的一颗心就不得宁静。这是从事创作最基本的要求。能够写自己所能写的，是一个有才能的作家；能够写自己不得不写的，才是一个有出息的作家。真正的伟大作品所表现的，都是发自灵魂深处的至性至情。司马迁所谓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就是这个意思。

过去，主流意识形态只强调反映现实，作家们一味致力于对现实生活的模仿和再现，作品往往缺乏高远的思想和情致，造成了创作上的偏颇。而现在，有些作家的创作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些作品写得很是玄虚，里面的人物不像是与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所写的事件也令人难以捉摸。创作有各种流派，作家可以信奉不同的主义，但是这些流派、主义、手法都是从传统与现实的交汇中，从对具体生活体验、感受以及希望改变这种现实生活的愿望中孕育、诞生出来的。因而它们并不是一种可以被当作什么时髦的东西，去随便搬来、随便套用的。

王丹凤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我认真读过她最新的作品集 《枫香流丹》，我领教了她笔底文字的清新与雅致，她的文章有着宋词一般的韵律。作家只有对现实进行深入的观察和严肃的思考，在这样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作品，才会有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才能产生动人的力量。

王丹凤的文章形制虽短，却精磨细琢，她对她所反映的生活进程非常熟悉，无论是语言还是结构，放得开，收得住，没有一点概念化、程式化的痕迹。写作是语言艺术，并不是把日常生活语言记录下来就是文章，从日常生活语言到作为艺术的语言，是需要提炼的。在这件事情上，最能见出作家的真功夫。很显然，王丹凤的这些作品，大都经过了反复提炼。她在她的文章中提到了下岗、竞争、乘公交，还有读书、旅行、养猫、看电视节目等等，实际生活进程中那些个热点，她信手拈来，或是作为主题，或是作为例证，三言两语，就把其中的道理给说清楚了。

《枫香流丹》不只是一本由纸和墨构成的书。通过其中一个个律动着的思想，我看到了王丹凤对时代、社会和人生的思考。阅读过程中，我越发感受到王丹凤作品的生命力。她是一颗敏感之心对读者毫无保留地敞开，她更是深思熟虑、是洞穿世事后的犀利，她的思想和见地走在了同时代不少人的前面。

业余创作是一件艰难的、意义重大的事业。现在像王丹凤这样热心于业余创作的人并不是很多，而今天的这个时代也似乎不知道如何把一个业余创作者引上文学的大道。通常只是在他们的某篇作品成功以后，才拼命地向他们喝彩，并争相向他们索要更多的作品。

面对这样的现实，业余作家创作水平的提高往往只能靠自我培养、自我锻炼。所谓的 “培养和锻炼”，无非是多读多写。业余作家尤其要多读书，读书读得多了，作品才会厚重。

王丹凤在书中说： “把生命消费在美好的事物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我赞同她的这个观点。不过，若是想在文学事业上有所成就，还必须对文学事业有着真正的爱，肯为这个事业潜志凝神、殚精竭虑，肯把整个身心都扑上去。好作品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才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