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镍

古今中外，有关阅读的精辟论说很多，又终难偏离“开卷有益”这个核心。不过，有害之书例外。

阅读，看似是私人性质的问题，但从我这大半生的经历来看，读书还真与时代脱不开干系。我上小学不久，“文革”爆发，到我1975年高中毕业，学校的“书”没正经读几天，校外的可读之“书”也很少。那年月，浩瀚的中外经典书籍几乎都成了“毒草”，要么被打入冷宫，要么被付之一炬。

我的阅读生涯始于连环画，多数时间留在了小书铺，一分钱看一本，有时一天要看十多本，一本看五六遍，及至烂熟于心。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借助字典，我已能阅读《西游记》等大部头文学作品了。当时，“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奇的是，仍有许多大人孩子暗自静心阅读。

我下乡当知青时，“文革”已近尾声，可人们向往和喜爱的好书还是难得一见，幸而知青们颇有神通，每次回城，均能神秘地背回一包好书。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不倦地阅读着文史哲经等书籍，视力为之受损，我却因阅读而看到了更加久远和广阔的多彩世界。

改革开放大潮涌起之初，也涌起了读书热潮，“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人们争相阅读，文学书籍又首当其冲。每当新华书店销售中外文学名著时，人们通宵排队等候购买，场面热烈；收入很少，省吃俭用也在所不惜；文学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创办起来。在城镇，十有八九家都订有两三种文学期刊，一旦有佳作，人皆为之而激动，时常还争得面红耳赤。当时的铁路题材短篇小说《新客规今天生效》《窗口》都是轰动一时的好作品。其次是阅读欧美国家的哲学、美学、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社科类图书，读者多为社会青年和大中专院校学生。这波阅读潮至九十年代中后期逐渐消退。

于个人来说，时代的发展进步，为我的阅读提供了更多更好的选择，古代的、当代的，中国的、外国的书籍；纸质的、电子的、网上的读物，丰富得目不暇接。多年来，阅读已成为我生活中的阳光、空气和水，须臾不可缺。

不过，在阅读的事儿上，我常有不解。在异常缺乏书籍的年代，不少人冒着很大的风险，也要偷偷阅读，如今却反其道而行之，几乎不再阅读。他们一方面抱怨可读的好书太少，另一方面却感叹没时间。

当今社会，不论名人还是凡人，说起阅读都有不少真知灼见：中国人阅读量太少，是因为物欲诱惑太多，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等等，不一而足。除了一些技能性和知识性的阅读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外，多数阅读如无声春雨慢慢滋养心灵，潜移默化融入血液，效果不经意间显现于言谈举止。我想，这就是一种“风度”和“修养”吧？也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境界。

阅读，利己利民利国利后代。要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与泱泱大国很不相称的现状，非一日之功，既不可痛心疾首、杞人忧天，也不可视而不见、放任自然，还是要多多倡导。真到了阅读乃生活中之必需，阅读定会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

阅读，一个并非阅读的综合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