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征夫

马年端午节的前两天，祖母去世了，享年102岁。按照我们毛南族的丧葬习俗，入殓的时候，大叔抱着她老人家的头部，我抱着她老人家的腰身，堂弟抱着她老人家的脚，装进早就打好的棺材里，再盖上红棉毯。那时候，我觉得祖母格外沉重。

不能不沉重，因为我从此失去了疼我爱我的祖母。

祖母有一架木制织布机，是山里一位老木匠用茶子木做成的，结实耐用，当年是作为她的嫁妆之一来到我家的。我们山里，很多家庭都有木制织布机。在漫长的岁月里，遮风御寒，要靠自己种棉、纺纱、织布，织布机是必不可少的主要设备。一个山里女人，如果不会这种活，就会被人看不起。织布机和山里妇女结下不解之缘，她们在织布机上施展聪明才智，织出的布料花样繁多，色彩斑斓。祖母的手艺更出色，可以在布面上织出花鸟虫鱼、马牛羊猪等各种样式来，方圆几十里颇受赞誉。除了供自家婚丧嫁娶用度外，拿到乡场上也是抢手货。

小时候，我跟祖母上山种过棉花。祖母种棉的方式沿用古法：用一根尖头木棍在山地里戳坑，在坑里撒上人粪尿，再撒上棉花种子，用土盖上。我跟在她身后，笨手笨脚，干不了什么事。祖母并不责怪，而是不断嘱咐我：小心点，别弄伤了自己！

几番风雨，几多辛苦，棉花终于可以采摘了。祖母戴着一顶斗笠，弯着并不壮实的腰，摘下棉花装进胸兜，再倒进竹箩。棉花摘回来后，祖母摇动轧籽机将棉籽挤出来，捋成棉条，左手扯着棉条，右手摇动纺车，纺出棉线。祖母将棉线分成线卷和线团。将线卷抖开相当费事。祖母将线卷一端展开，拴在腰上，向后倾斜着腰身，围着两根柱子转圈，一边将线卷抖开一边夹上竹棍，再夹进树叶相隔，然后将线排缠在柱子上。

这道工序完成后，祖母将线排从柱子上卸下，小心地装上木制织布机，成为经线；再将线团扯出线头装进梭子，成为纬线。祖母白天下地干活，操劳家务，晚上又就着昏黄的煤油灯织布。她一手推拉着织梳，一手麻利投梭，两脚上下轮流踩着踏板，“叽空”的织梳压紧纱线的声音和“吱溜”的线梭穿行的响声，在静夜里清晰动人。祖母举手投足间，花白的头发就抖一下，被岁月和辛劳雕刻得斑驳的瘦脸，在灯光里酷似一幅梵高的肖像油画。她是在虔诚地编织着美景，编织着梦境。

我家房前屋后栽种蓝靛。祖母采回蓝靛叶子捣融，放进水缸里搅匀，清出渣子，倒进海锅里用小火烧热，再倒进大水缸，将布匹放进去，操着木棍不断搅动，让蓝靛将布匹染匀之后捞出，挑到地下溶洞里漂洗，再挂到晾衣杆上晒干，一匹匹蓝靛土布就这样制成了。

祖母自织的蓝靛土布，厚实、暖和、经脏，成为我家数十口人遮羞御寒的唯一屏障。渐渐地，城里的各种布料代替了土制布料，自织土布在乡场上卖不起价。但祖母并没有把手艺搁下，夜深人静时仍要织着布，花样更多更耐看。

我长大后，到远离家乡的铁路上工作，一走就是几十年。我过惯了城里的生活，穿着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更新。可每当静下来时，又油然想起祖母和她的织布机来，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

有一年，我出差到家乡一座城市，去观赏民间工艺美术展览，无意间发现一幅挂毯上，织着颇有抽象风格的山水花木图案，其间有耕牛奋犁、山羊嚼草、飞鸟衔霞、鱼戏流水，令人有清新而又稔熟的感觉。再看作者，却原来是我祖母。我惊讶得好久合不拢嘴，久久不愿移开目光。我早就听说家乡被辟为民族风情旅游区，莫不是祖母在时代的风里老树发新芽了？

好几年不回老家了。才进家门，便见堂屋里围着许多村里和村外的大姑娘小媳妇。木制织布机摆在堂屋正中，祖母她老人家正一招一式地示范着，操着山里老妇特有的嘶哑嗓音细心地讲解着，一头白发激动地颤抖。显然，她在像城里开办的职业培训班那样给妇女们传授自己的绝活。大姑娘小媳妇们见我回来了，纷纷向我寒暄，又向祖母极有礼貌地道别，便散去了。

祖母见了我，高兴得在屋里团团转，不知干什么好，没牙的嘴一直张着，不住地笑。好不容易她才平静下来，说：“我老了，不能让手艺带到棺材里去，小辈们肯学，我当然要教。你知道么，自从有客人来我们山里玩，可喜欢这些花里花俏的布了。他们说，嗯，他们说，认识了……一个……啊，认识了一个民族！”

祖母没文化，因为激动，又加上口齿漏风，老是说不清。可我还是懂得，祖母正以余热为家乡做有意义的事。她要让游客认识家乡，认识一个从不甘落后的民族。她老人家的表述，我看要比长篇宏论还能说服人。因为，这是一个山里老妇的心声。

如今，祖母走了，永远地走了。她的音容笑貌从此只能刻在我的心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