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荣事件：当围观成为暴力，我们如何避免成为下一个"平庸之恶"的共谋？ 2023年山西万荣县发生的一起冲突事件，因其现场视频在网络上的广泛传播而引发舆论风暴。这段时长不足五分钟的MP4视频，记录了一场从口角升级为肢体冲突的全过程，画面中围观者的冷漠、拍摄者的兴奋与当事人的绝望形成刺目对比。当我们反复点击播放键，消费这段"真实记录"时，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然成为这场暴力展演的共谋者？万荣事件不仅是一起地方性冲突，更是数字时代集体暴力的一次典型呈现，它撕开了现代社会文明表皮下的野蛮伤口。 万荣事件视频中最令人不安的并非冲突本身，而是围观群体的行为模式。画面中，有人举着手机寻找最佳拍摄角度，有人发出起哄的笑声，却无人上前制止或报警。这种集体冷漠让人联想到法国社会学家勒庞描述的"群体心智"——个体在群体中会丧失理性判断能力，退化为受本能驱使的野蛮人。数字工具本应增强人类的社会联结，但在万荣现场，智能手机却异化为暴力的放大器。拍摄者通过镜头与暴力建立安全距离，将真实痛苦转化为可消费的影像内容，这种"媒介化疏离"消解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共情能力。 更值得警惕的是，万荣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轨迹完美印证了让·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原始视频经过无数次转发、剪辑、配乐后，逐渐脱离事件本身，演变为满足观众猎奇心理的"超真实"景观。在某短视频平台，带有#万荣事件#标签的内容播放量突破3亿次，其中大量二次创作加入了戏剧性音效和煽动性字幕。当事件被简化为几个刺激性画面，当复杂的社会矛盾被包装成娱乐化碎片，我们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理解真实的能力。数字时代的暴力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的身体伤害，更包括这种对事件本质的系统性扭曲与异化。 从心理学视角看，万荣事件揭示了"旁观者效应"在数字时代的变异。1964年纽约皇后区基蒂·吉诺维斯谋杀案中，38位邻居目睹行凶过程却无人干预，心理学家达利与拉塔内由此提出"责任分散"理论。而在智能手机普及的今天，这种效应呈现出新特征：一方面，拍摄行为给旁观者提供了"我正在做些什么"的错觉，缓解了不作为的道德焦虑；另一方面，网络传播的潜在可能使每个人都变成潜在"导演"，刺激着更夸张的表演行为。万荣视频中明显可见有拍摄者为获取更"精彩"画面而调整站位，这种将他人苦难工具化的行为，正是数字异化的典型症候。 汉娜·阿伦特在论述"平庸之恶"时指出，现代社会最可怕的暴力往往来自普通人对权威的服从和对思考的放弃。万荣事件的深层恐怖在于，它展示了在没有明显权威指令的情况下，普通人如何自发形成施暴体系。现场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在作恶——拍摄者觉得只是在记录，围观者认为自己只是"看热闹"，转发者辩称是在"追求真相"。这种去责任化的集体行为，比任何单一暴力行为都更值得警惕，因为它暗示着道德底线的系统性坍塌。当暴力的实施被分解为无数看似无害的微小动作，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手是干净的。 面对万荣事件折射出的社会病理，简单的道德谴责无济于事。我们需要构建更具操作性的伦理框架：在法律层面，应完善"见义勇为"制度保障，减轻干预者的后顾之忧；在平台治理上，需建立暴力内容分级制度，限制血腥画面的算法推荐；在教育领域，要加强媒介素养训练，培养对影像暴力的批判性免疫力。更重要的是重建"附近"的伦理关系——当我们习惯通过屏幕观看远方苦难时，也正在丧失对身边人痛苦的反应能力。加拿大哲学家泰勒提醒我们，真正的道德行动始于对"具身化他者"的责任感知，而非对虚拟影像的情绪消费。 万荣事件的MP4视频终将从热搜榜上消失，但它提出的伦理难题将持续拷问每个人：当下次面对手机镜头里的暴力时，我们是选择做冷静的记录者、狂热的消费者，还是中断拍摄链条的干预者？防止数字时代暴力螺旋上升的关键，或许就在于重新发现阿伦特强调的"思考能力"——那种在群体狂热中保持独立判断，在技术诱惑中坚守人性底线的珍贵品质。只有当每个屏幕前的个体都能对"记录暴力"这一行为本身产生道德迟疑，我们才能避免成为下一个"平庸之恶"的无意识共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