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义之名的祛魅：《人民的名义》与权力异化的现代寓言 当侯亮平最终将手铐戴在昔日同窗祁同伟手腕上时，这场以"人民的名义"展开的宏大叙事达到了戏剧性高潮。然而细究之下，这部现象级反腐剧呈现的远非简单的正邪二元对立，而是一幅权力如何异化人性的复杂图景。那些曾经怀揣理想的青年才俊，如何在体制的漩涡中逐渐沦为自身曾经誓要对抗的力量？这或许才是《人民的名义》留给我们最深刻的思考。 剧中人物构成了一幅权力异化的光谱：从李达康近乎偏执的政绩崇拜，到高育良精心构建的理论伪装，再到祁同伟彻底的价值虚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祁同伟这个悲剧性角色——他的堕落轨迹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当体制的晋升通道被特权垄断，当寒门子弟的上升之路被既得利益者堵死，异化几乎成为必然。他在汉东大学操场上那惊天一跪，跪掉的不仅是个人的尊严，更是对整个公平正义信念的绝望告别。 高育良的形象同样耐人寻味。这位擅长引经据典的政法委书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异化为权力辩护的工具，形成了"理论异化"的典型样本。他的存在证明：当理论脱离实践，当话语脱离实质，再崇高的理念也会沦为权力游戏的遮羞布。这种异化比赤裸裸的贪腐更具隐蔽性和危害性，因为它消解了人们辨别是非的理论基础。 《人民的名义》最珍贵的或许不在于它展示了多少腐败现象，而在于它勇敢地揭示了腐败产生的结构性土壤。当赵立春这样的"老领导"能够遥控一个省的政局，当"政治资源"成为官场流通的硬通货，系统的自我净化功能便面临严峻挑战。剧中反复强调的"政治生态"问题，直指权力异化的制度性根源。 在全民追剧的表象之下，《人民的名义》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对"正义"概念的祛魅过程。它告诉我们：正义不能仅靠几个清官的个人操守来实现，而需要建立防止权力异化的制度笼子；反腐不能止于抓几个贪官大快人心，而需要重构政治生态和价值体系。当片尾曲响起时，观众应该意识到：捍卫"人民的名义"，需要的不仅是戏剧中的英雄主义，更是现实中每个公民的理性参与和制度建设的持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