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规训的反抗:《延禧攻略》中魏璎珞的"叛逆"幻象 当魏璎珞在《延禧攻略》中一次次以底层宫女身份挑战宫廷权威时,观众席爆发出阵阵喝彩。这位"黑莲花"女主似乎打破了传统宫斗剧中女性角色的被动形象,用她的机智与勇敢书写了一部"反叛者"的成长史诗。然而,当我们拨开剧集精心设计的爽感外衣,不禁要问:魏璎珞的"反抗"究竟是对封建体制的真正挑战,还是另一种更为隐蔽的规训?她的逆袭之路,是否只是将压迫性结构重新包装后的现代童话? 魏璎珞的每一次"反抗"都严格遵循着宫廷规则的潜台词。她懂得如何利用皇帝的宠爱作为护身符,明白在何种场合可以"放肆"而不越界。剧中那个著名的场景——魏璎珞当众掌掴高贵妃的宫女——看似大胆妄为,实则建立在她已获得皇帝特殊关注的前提下。这种"被允许的反抗"恰如福柯所言的"规训权力"的完美体现:权力不仅通过禁止和压制运作,更通过允许某些特定形式的反抗来维持自身。魏璎珞的"叛逆"从未真正威胁到皇权结构,反而成为证明该结构"宽容"与"活力"的展演。当观众为她的"勇敢"欢呼时,无形中认可了这种反抗必须在体制划定的范围内才具有合法性。 《延禧攻略》精心打造了一个看似女性主导实则父权至上的叙事迷宫。魏璎珞从绣坊宫女到皇贵妃的晋升之路,每一步都依赖于男性权力的认可——皇帝的宠爱、傅恒的协助、甚至太监们的暗中帮忙。剧集将这种依赖巧妙地包装为女主角的"能力",实则暗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绝对的男权结构中,女性的成功必须通过取悦权力顶端的男性来实现。当魏璎珞最终登上高位时,她并未改变任何压迫性规则,只是成为了规则的执行者。这种"女强人"的幻象,恰是当代社会中"女性赋权"话语被资本和父权制收编的隐喻——我们庆祝女性成为CEO,却很少质问为何公司结构依然压迫大多数女性劳动者。 在魏璎珞与富察皇后的关系中,剧集呈现了女性情谊的复杂面向。表面上,富察皇后是魏璎珞的庇护者与精神导师,两人关系超越了简单的宫斗对立。然而细究之下,这种情谊始终无法摆脱权力结构的扭曲。富察皇后对魏璎珞的"爱护"包含着对自身权力地位的维护需求,而魏璎珞的忠诚也掺杂着利益计算。当女性情谊必须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展开时,其纯粹性已然被体制异化。《延禧攻略》中女性要么互相倾轧,要么建立功利性联盟,从未形成真正的性别团结。这种呈现恰恰反映了现实职场中女性关系的困境——在父权制的分而治之策略下,女性往往成为彼此最大的竞争对手而非盟友。 魏璎珞的复仇叙事提供了巨大的情感满足,却暗藏着危险的逻辑。剧中每一个"恶有恶报"的情节——高贵妃的惨死、纯妃的自食其果——都经过精心设计以满足观众的正义渴望。然而这种个人复仇的快感掩盖了体制性暴力。当观众为又一个反派的倒下欢呼时,很少有人质问:为什么后宫必须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战场?为什么女性的价值必须通过男性的宠爱来体现?《延禧攻略》将结构性压迫转化为个人道德问题,暗示只要足够聪明勇敢,任何人都能在这个残酷游戏中胜出。这种叙事消解了集体反抗的可能性,将社会矛盾转化为个人奋斗的励志故事,恰如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完美文化产品。 《延禧攻略》作为现象级文化产品,其成功恰恰在于它同时满足了反抗的幻想与顺从的需求。在996成为常态、上升通道日益狭窄的当下,魏璎珞的逆袭为观众提供了情感代偿。我们明知现实中的"魏璎珞"大多会被体制碾碎,却仍愿意沉浸在"小人物战胜大系统"的童话中。这种沉迷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的逃避——通过虚构世界的反抗来缓解现实中的无力感,最终却强化了我们对现实不公的容忍度。当观众为魏璎珞的每一次"胜利"点赞时,或许也在无意识地为压迫性结构点赞。 《延禧攻略》最终呈现的是一幅规训完成的图景:魏璎珞从反抗者变成规则的守护者,从体制的挑战者变成体制的代言人。她的故事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功"的反抗往往只是权力允许的反抗,真正的叛逆者很难活到最后一集。当我们下次再为屏幕上的"黑莲花"欢呼时,或许应该想一想:我们究竟是在欣赏一场反抗的表演,还是在参与一场精妙的规训仪式?在现实与虚构的交界处,《延禧攻略》不仅是一部供人消遣的宫斗剧,更是一面映照当代人政治无意识的镜子,照见我们如何在消费"反抗"的同时,不知不觉地臣服于更大的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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