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幕上的国族寓言：当电影成为意识形态的温柔布道者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电影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娱乐功能，成为塑造集体记忆、传播价值观念的重要媒介。当读到"我们必须严格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传播任何违规信息"这样的表述时，我不禁思考：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如何在国家话语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些"弘扬正能量、展现中华优秀文化的精品力作"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精神世界？这种影响是单向的灌输，还是双向的对话？ 中国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票房数字来看，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国产电影在技术水准和叙事能力上都有了显著提升。但在这繁荣表象之下，潜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如何在满足娱乐需求的同时，承担起"讴歌时代精神、传递真善美"的社会责任？这种双重使命是否会在某些情况下产生内在张力？ 法国思想家阿尔都塞曾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认为学校、媒体、文化机构等都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主体的召唤和塑造。电影正是这样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装置——它通过视觉奇观和情感共鸣，将抽象的价值观念具象化、情感化、自然化。当我们沉浸在银幕故事中时，往往不自觉地接受了其中蕴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那些"健康向上的观影建议"背后，实则是文化领导权的温柔运作。 近年来，《战狼》系列、《流浪地球》、《长津湖》等主旋律商业片取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这些影片成功地将国家话语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叙事形式，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消费的巧妙融合。吴京饰演的冷锋不仅是银幕英雄，更成为某种国家精神的拟人化象征；《流浪地球》中的集体主义救援方案，则是对中国特色解决方案的科幻演绎。这种"主流价值商业化表达"的策略，远比生硬的宣传更为高效。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生产模式并非中国独有。好莱坞电影同样承载着美国价值观的全球传播，从个人英雄主义到民主自由的普世化叙事。区别在于，美国将其价值观包装为"普世"的，而中国则更强调文化的"中国特色"。两者都在进行着类似的意识形态工作，只是策略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当我们批判某种宣传时，或许应该先意识到所有民族国家都在进行着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再生产。 电影审查制度常常成为争论焦点。从积极角度看，它为文化产品设置了质量门槛和道德底线；从消极角度看，它可能抑制艺术创作的多样性和批判性。但问题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审查不仅是限制，也是一种生产性力量。正如福柯所言，权力不仅压抑，也创造。在中国的语境下，审查机制倒逼创作者寻找更为巧妙、艺术化的表达方式，某种程度上催生了一种独特的中国式叙事美学。 "清朗的网络空间"这一提法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概念。它暗示着一种纯净、有序、和谐的文化理想国，与混乱、嘈杂、多元的现实形成对照。电影作为网络内容的重要来源，自然被期待为这一理想国添砖加瓦。但文化生态的健康发展需要的不仅是"清朗"，还需要适度的"杂音"。如何在保持基本价值底线的前提下，允许多元声音的合理表达，是文化治理面临的长久课题。 从接受美学视角看，观众从来不是被动接受意识形态灌输的容器。即使是再"正能量"的电影，观众也会基于自身经验进行个性化解读和意义重构。一个农民工看《我和我的祖国》的感受，与都市白领必然存在差异。这种解读的多样性本身就在消解着意识形态传播的单向性。因此，与其担心观众被"错误"思想影响，不如相信人民群众的审美判断力和价值鉴别力。 回望中国电影发展史，从早期的革命样板戏到改革开放后的多元探索，再到新时代的主旋律创新，电影与国家话语的关系始终处于动态调整中。当下"弘扬正能量"的倡导，实际上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最新阶段。它既是对过去某些过度商业化、低俗化倾向的矫正，也面临着如何避免走向另一极端的形式化、教条化。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还承担着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使命。那些成功国际传播的影片，如《卧虎藏龙》、《英雄》等，无不是找到了中华文化与人类共同情感的连接点。纯粹的宣传难以引起跨文化共鸣，而真正的人文关怀和艺术创新才能超越国界。因此，"展现中华优秀文化"需要避免陷入文化本质主义的陷阱，而是在动态发展中寻找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创造性结合。 站在普通观众的角度，我们确实需要那些振奋人心、温暖心灵的好作品。生活已然艰难，银幕上的光明至少可以提供某种精神慰藉。但同样重要的是，电影也应保有反映现实复杂性的勇气和智慧。一个健康的文化生态，应该是正能量与批判性、主旋律与多样性、教育功能与娱乐功能的辩证统一。 电影终究是梦工厂，但它制造的不仅是逃避现实的幻梦，也可以是理解现实的棱镜。当我们在黑暗中凝视银幕，银幕也在以它的方式凝视着我们。这种双向凝视中，蕴含着文化认同的建构、价值观念的传递，以及更为微妙的主体形塑过程。或许，对电影与国家话语关系的思考，最终将引领我们回到那个永恒的问题：我们想要成为怎样的民族，以及怎样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