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力的祛魅：当"恶魔"成为我们拒绝思考的借口 2012年12月14日，亚当·兰扎闯入桑迪胡克小学，在短短几分钟内夺走了20名儿童和6名教育工作者的生命。当枪声沉寂，媒体机器随即启动，将这场悲剧包装成一个关于"恶魔"的简单叙事——一个精神错乱的怪物犯下了不可理喻的罪行。这种将暴力极端他者化的倾向，构成了我们集体逃避的舒适区，让我们得以继续生活在一个被简化的道德宇宙中，那里善恶分明，恶魔与天使各居其所。但真相是，暴力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灾难，而是社会土壤中生长出的毒果。 美国社会对大规模枪击案的反应已经形成了一套可悲的固定剧本。先是震惊与哀悼，接着是媒体对凶手生平事无巨细的报道，然后是对其精神状态的分析，最后演变为政治立场之间的角力场。在这一过程中，凶手被塑造成一个脱离人类范畴的异类，一个我们无法理解也不必理解的怪物。这种叙事满足了大众的心理需求——通过将暴力实施者妖魔化，我们得以维持"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保护自己不被那些难以接受的真相所困扰。在桑迪胡克事件中，媒体对亚当·兰扎的描绘尤其体现了这一点：他被描述为一个与社会完全脱节的精神病患者，仿佛他的暴力行为与我们所处的世界毫无关联。 然而，这种叙事掩盖了一个更为痛苦的事实：暴力行为往往有着可追溯的社会根源。亚当·兰扎并非诞生于真空，他的行为与美国的枪支文化、精神健康体系缺陷、网络暴力亚文化等一系列社会因素密不可分。研究显示，大多数大规模枪击案凶手并非临床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而是深受愤怒、绝望、寻求关注等情绪驱使的普通人。将这些人标记为"恶魔"，实际上切断了我们理解暴力形成机制的可能性。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分析自杀现象时就指出，看似最个人的行为实际上深受社会潮流影响。同样，个人暴力行为也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 美国社会对暴力的集体逃避还体现在对解决方案的表面化处理上。每当大规模枪击案发生，关于枪支管控的辩论就会短暂复苏，然后迅速被简化为政治站队游戏。支持控枪的一方将问题归咎于枪支泛滥，反对的一方则归咎于精神健康系统。这种二元对立的讨论框架，忽视了暴力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本质。实际上，美国的枪支暴力危机是历史、文化、法律、经济、心理健康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瑞士和加拿大同样拥有较高的枪支保有量，却鲜少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不能简化为枪支本身。我们对"恶魔"叙事的依赖，恰恰反映了我们不愿面对这些复杂交织的社会因素。 更令人不安的是，媒体对大规模枪击案的报道方式本身可能成为暴力传染的渠道。研究表明，大规模枪击案往往呈现集群发生的特点，凶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模仿效应。当媒体大肆报道凶手生平、犯案细节甚至 manifesto 时，实际上为潜在的模仿者提供了脚本和激励。凶手获得的关注度与其造成的伤亡人数成正比这一事实，创造了一种扭曲的激励机制。我们对"恶魔"的病态迷恋，反而助长了我们声称要阻止的现象。德国学者拜尼斯将这种现象称为"暴力作为交流"，即暴力行为成为施暴者与社会对话的一种方式。 要打破这一恶性循环，我们必须首先放弃将暴力实施者妖魔化的冲动，转而以冷静、系统的视角审视暴力形成的社会机制。这并不意味着为凶手开脱，而是承认暴力是人类社会的产物，而非天外来客。挪威在2011年安德斯·布雷维克案后的反应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范例——他们拒绝将布雷维克妖魔化，而是通过民主辩论加强了社会凝聚力，同时保持了对受害者的尊重与纪念。这种成熟的态度建立在一个基本认知之上：将暴力视为"他者"的问题只会让我们失去预防未来暴力的能力。 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过去多年，美国社会依然深陷暴力泥潭。究其根本，我们缺乏的不是解决方案的知识，而是面对复杂真相的勇气。只要我们还满足于将亚当·兰扎这样的凶手斥为"恶魔"，我们就永远无法触及暴力的根源。暴力不是从天而降的灾难，而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社会现实的一部分。认识这一点令人不安，但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希望打破暴力的循环。在悼念桑迪胡克无辜逝去的生命时，我们最应该拒绝的，正是那种让我们感到安慰的简单叙事。因为真正的纪念不在于重复"永不再发生"的空洞誓言，而在于有勇气直面那些我们宁愿不去看的社会暗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