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衣秀：身体的解放与规训之间 1976年，台湾首次举办"永久内衣秀"，130部作品在VK杂志上"时尚魅力大放送"，这一事件在当时保守的社会氛围中激起了不小的波澜。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这一文化现象，看到的不仅是一场商业秀或时尚展示，更是一个社会对身体认知的转折点——内衣从遮蔽的工具转变为展示的媒介，女性的身体从私密空间走向公共视野。这场内衣秀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消费主义、女性解放、男性凝视与身体政治之间复杂的权力博弈。 内衣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身体规训史。中国古代的肚兜、西方的束腰，无不是将女性身体塑造成符合特定时代审美标准的工具。二十世纪初，随着弹性面料的发明和女性解放运动的兴起，内衣开始向舒适性和功能性转变。1976年台湾的内衣秀，恰好处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它既延续了内衣作为时尚单品的商业化路径，又不可避免地触碰了当时社会对女性身体展示的禁忌边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秀并非由女性自发组织，而是由商业机构策划，这本身就暗示了其中复杂的权力关系：女性身体在获得展示自由的同时，也被纳入了另一套消费主义的规训体系。 在1970年代的台湾，社会风气仍相对保守，公开谈论内衣已属大胆，更遑论将其展示于众。VK杂志的这130部作品，无疑是对传统身体观念的一次冲击。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看，内衣从功能性服装转变为具有展示价值的时尚单品，标志着台湾社会开始接纳一种新的身体语言——身体不再仅仅是劳动或生育的工具，也可以成为自我表达和审美愉悦的载体。这种转变与全球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形成呼应，尽管台湾当时仍处于戒严时期，但消费文化的渗透已悄然改变着人们的观念结构。 值得玩味的是，这场内衣秀的商业本质。主办方"永久"作为一个内衣品牌，其首要目的自然是销售产品。他们将内衣与"时尚魅力"相关联，实际上是在创造一种需求——女性不仅需要内衣来遮蔽身体，更需要通过内衣来塑造魅力。这种商业逻辑将女性身体客体化，使之成为被观看、被评价的对象。法国哲学家福柯曾指出，现代社会的权力不再仅仅通过压制来运作，而是通过引导人们自我规训、主动追求某种标准化的"美"来实现。1976年的台湾内衣秀，正是这种"规训技术"的一次生动展演——它不强迫女性展示身体，而是诱惑她们相信：展示身体是一种时尚、一种魅力，甚至是女性解放的标志。 这场内衣秀引发的公众反应同样耐人寻味。据当时媒体报道，有人斥之为"伤风败俗"，也有人赞赏其"开风气之先"。这种两极分化的反应恰恰揭示了社会转型期的特征——旧的价值体系开始松动，但新的共识尚未形成。值得注意的是，批评声往往聚焦于女性的"暴露"而非男性的"凝视"，这暴露了当时社会对性别双重标准的普遍接受。女性身体被置于道德评判的中心，而观看的权力结构却很少受到质疑。这种不对称的讨论方式，在今天看来尤其值得反思。 从女性主体的角度看，内衣秀确实为部分女性提供了表达自我的新途径。在传统社会中，女性身体要么被神圣化为母亲的形象，要么被污名化为诱惑的象征，很少有机会作为中性的审美主体存在。内衣秀在商业动机之外，客观上为女性开辟了一个重新定义自己身体的可能空间。然而，这种"解放"又迅速被新的标准所束缚——不是所有身体都被平等展示，只有符合特定审美标准的身体才能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这种选择性展示，实际上建构了另一种更为隐蔽的身体规训。 当代社会对身体的展示已趋于常态化，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身体的策展人。回望1976年那场内衣秀，我们或许能够更清晰地看到身体展示背后的权力脉络。当下，女性确实拥有了更多展示身体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否真正摆脱了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规训？当健身、美容、整形成为产业，当"自律给我自由"的口号深入人心，我们是否只是在用新的标准要求自己？身体的解放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在不断识别和解构各种规训机制中艰难前行的长征。 台湾1976年的永久内衣秀，作为一个文化事件，其意义不仅在于它当时引发了什么，更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身体政治的样本。从遮蔽到展示，从禁忌到常态，身体的每一次"解放"都伴随着新的规训。真正的自由或许不在于展示或不展示的选择，而在于能够清醒认识到这些选择背后的权力结构，并有能力对其保持批判性的距离。在消费主义与女性主义交织的当代社会，这或许是我们面对身体展示狂潮时最需要的精神资源。